了（他曾私下對弗蘭克說過）一條讓許多失業工人就業的妙計：建立公路網，使全國更加緊密地聯成一體；大規模生產小型經濟汽車，讓小人物也有能力購買。2月12日，當他和同伴們一起被押出牢門轉至慕尼黑拘留所時，無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他都作好了受審的準備。審判將於4天后開始，它將決定希特勒之未來。

那時，曾預言此次起義必將失敗的埃伯汀太太，剛好也在慕尼黑寫一起占星文章，他為希特勒作了新的預言：他的慘敗不會使他一蹶不振，相反，他將成為一隻鳳凰而飛起。“近日的事件，不單為希特勒此次運動帶來內在力量，也會帶來外在的力量。它將給予世界歷史的鐘擺以巨大的推動力。”

2月26日上午，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話，至少在全德國都在注視慕尼黑，因為對希特勒、魯登道夫以及另外8名被告所指控的叛變罪行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了個人命運的範圍。德國的新生和民主，也與德國最受崇敬的一位戰爭英雄、一位來自奧地利的狂熱者一樣受審。

卡琳·戈林從因斯布魯克在給她母親的信中寫道：“……此時此刻，審判正在慕尼黑舉行……啊，讓上帝保佑他一切順利，平安無事。”此時，她所關心的是穿著最好的衣裳，胸佩鐵十字勳章，正泰然自若地坐在一座紅磚結構的舊建築物——被遺棄的步兵學校的大禮堂裡。希特勒準備以高昂的精神和巨大的決心迎接戰鬥。他要成為歌德的“鐵砧或鐵錘”。

在指控中，第一個被點名的就是魯登道夫。然而，很明顯，從審判一開始，希特勒就成了眾目所視的中心人物。第一個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他。從開口辯護時起，很明顯，他就想當鐵錘；他的出庭是想當原告而不是當被告。如同在獄中對埃哈德講話時那樣，他以濃重的男中音闡述了迫使他發動這次起義的原因。他談到了遊行，血腥的襲擊，他到烏夫因的出逃，以及他入獄至蘭茨貝格的情況。唯一使他後悔的是，他並未與被屠殺的同志們一樣，遭受同樣的命運。

他承擔了這次起義的一切責任（“那位先生僅與我合作”），但矢口否認他是罪人。他活著的任務是要率領德國重獲舊日的榮譽，重新確立德國的世界地位；他怎麼能被作為罪人對待？他這一番話表達了一個虔誠信徒的信念，其效果在主持審判的矮個子法官和檢察長的臉上反映了出來。兩人誰也未對希特勒之原告的態度提出抗議，或試圖以任何方式阻止他滔滔不絕的演講。助理檢察長埃哈德對法官和檢察長阻止希特勒發言也不抱多大希望：尼哈特法官是個熱切的民族主義者，與他一樣，堅信這次起義是“國民的行動”，決心判魯登道夫無罪；因就任此職遭學生攻擊而煩惱的檢察長覺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進行這次審判。

如果說法庭上的這些官員受到了希特勒的影響，奧斯瓦爾德·史本格勒則不然。在當天舉行的一次講演中，他嘲笑納粹喜歡旗幟、遊行和口號。“毫無疑問，這些東西可使感情得到滿足，但政治卻與此不同”。他把此次審判描繪成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僅證實了他的觀點：希特勒是潛在的凱撒。

次日，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對其他被告進行訊問上，但到了2月28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審判。在閉庭後的一次訊問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樣受紅色政權腐蝕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眾的覺醒，我們就永不能從紅色時代中解放出來。”他的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這更促使他大聲地為其提出向柏林進軍一事進行辯護。

隨著審判的發展，希特勒繼續以其滔滔雄辯和精明戰術左右著法官們。與此同時，魯登道夫成了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對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來越明顯。“希特勒將我引入歧途”，在審判後他向漢斯·弗蘭克抱怨說，“他向我撒謊。在他的發瘋的起義前夕，他告訴我陸軍百分之百支援起義……他不過是個演講家和冒險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許是，這位演講家和冒險家，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動比這位將軍更像一個傳統的大丈夫軍官。希特勒承擔了一切責任；魯登道夫則不斷地逃避責任。他舉止傲慢，不時謾罵律師和法官，好像這是個軍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場上的語調，斥責法庭”，英國記者G·霍德·普頓斯回憶道。“每個字都嚴厲粗魯。當他把蠻橫的語調升高時，坐在中間位子上的小個子首席法官全身發抖，山羊鬍子也抖動得很厲害，不得不用手將它摁住。”

報界越來越反對這位逆來順受的法官，有些外國觀察家覺得很難相信他們是在審判。3月4日，在巴伐利亞州部長會議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