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

德萊克斯勒回憶說，要超過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後，有個來自斯坦伯格的牙醫交來一面旗幟，是當地黨建立時使用過的一個卍字，背景是黑、白、紅三色。卍字——在梵文中其意為‘包羅永珍’——長期以來就是條頓武士的標記，蘭斯·馮·萊本弗爾斯使用過，“圖裡會”使用過，“自由兵團”許多單位也使用過。多少世紀以來，它不但代表歐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輪或生命之始末。此後，也許是永遠，卍字將得到某種罪惡的涵義。

（3）

卡普起義，以及德國中部之共產政權之被消滅，使社會主義事業搖搖欲墜。埃伯特及其“社會主義多數派”，由於採取機會主義的立場，利用“自由兵團”的部隊去反對普爾區的工人，使他們與左翼“獨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鴻溝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內部又分裂為親共和反共兩派，兩派齊鼓相當——在哈勒集會5天，目的在於決定“獨立社會主義黨”未來之發展方向以及該黨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大會的發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國際的總裁、來自莫斯科的格利戈裡·季諾維也夫。蘇維埃派他前來的目的，是要把人數幾乎達90萬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推向極左。在長達數小時的發言中，他講的“是有點結結巴巴的德語，其結果卻提高了他的講話效果”。他的演講，博得親共分子的熱烈掌聲。

接著，左右兩翼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有些觀察家覺得，後者的論據比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卻又令人興奮，無法抗拒。會上，237票贊成加入按列寧的條件組成的第三國際。投票反對的有156人，投票後，他們集體退場。未退場者，大多數變成了共產分子。

有個代表帶著驚詫和覺醒離開了哈勒。此人名叫奧托·斯特拉塞。在聽季諾維也夫演講時，他越聽越煩，越聽越擔心。他說，“聽來像是新的救世論”，由莫斯科統治德國。斯特拉塞及其一個兄長格里戈爾曾長期抱有社會主義夢想，兩人均準備毅然承受激烈的改革——但不是受外國左右的改革。他們所追求的是德國式的社會主義。這點，奧托覺得，只有在革命的“獨立社會主義黨”人中才能找到。

在哈勒大會後，奧托成了無黨派人士。他心煩意亂，便決定前往蘭舒特與其兄長磋商。格里戈爾組織了一支“自由兵團”式的私家軍，擁有步兵、炮隊和一個機槍連。格里戈爾承認，沒有什麼比俄國人更危險，但又沒有哪個政黨能成功地反對他們。“光說一點用也沒有”，他說，“只有行動。”關於這個問題，馬上有兩個重要的客人前來討論。

據奧托·斯特拉塞說，次日上午，一輛大轎車在他哥哥的藥店前停了下來。車內出來兩個男人。奧托認出了第一個，是所有民族主義者心目中的英雄魯登道夫。在他身後不遠處，有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他留著一把又粗又短的鬍子，身穿一套不合身的藍外衣，“像營長的通訊員”。此人就是希特勒。“我們必須把所有民族主義的團體團結起來”，魯登道夫將軍宣稱。政治訓練嘛，由希特勒先生負責。魯登道夫本人則接管這些民族主義組織的軍權。他要格里戈爾本人及其突擊隊“服從我的指揮，並加入希特勒先生的黨”。

希特勒答應讓格里戈爾擔任全國第一個區黨部領導人，並將下巴伐利亞交給他，奧托對希特勒卻全不以為然。他插嘴問道，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是什麼？“問題不在於綱領”，希特勒說。唯一的問題是權力。奧托對此反駁說，權力不過是實現綱領的手段罷了。“這些都是知識分子的意見”，希特勒簡略答道，“我們需要權力！”很明顯，希特勒並不喜歡奧托，片刻後便指責他與赤色分子同流，反對卡普政權。

奧托立即予以反駁。自稱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人，怎麼能支援像卡普那樣的反動分子？他解釋說，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曾在柏林奮鬥，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對蘇維埃統治一樣。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確的；他才是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魯登道夫插話了。“民族主義反對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產主義政治”，他說，“也不可能是資本主義政治。”他當輜重兵監時，比諸工人、資本家的麻煩還多些。他這一席驚人話頓時使空氣為之一新，會晤也就在友好中結束——但格里戈爾未作肯定的答覆，他要思考一番。當晚，格里戈爾對弟弟說，他已下定決心與魯登道夫和希特勒會師，即使他對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將軍會恰到好處地使用他的”，他說，“在這方面，我信任魯登道夫。”

希特勒拒絕向奧托·斯特拉塞透露黨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