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聯宣佈波蘭將收回上西里西亞（五分之四的礦山和重工業均在該處）。這又成了激怒民族主義分子的新的原因。冬季來臨和馬克貶值，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困難，都加劇了德國人的不滿情緒。1922年復活節星期天，外交大臣霍爾德·拉德諾突然轉向東方，在拉巴羅與蘇聯簽訂了條約。這又使暴力的氣氛加劇。反布林什維克的希特勒之流，由於不懂得這一聯盟對他們振興帝國的事業所帶來的好處，對此舉憤怒萬分。德國從政治孤立中振興，對西方盟國是個嚴重打擊。對此，他們硬是視而不見。

德國與俄國同意恢復外交關係，放棄彼此向對方提出的賠款要求，並恢復貿易。如事先未與對方商量，一方不得與第三方簽訂會影響對方的經濟協定。俄國需要現代技術；德國則決心違背凡爾賽條約限制軍事力量的條款而又不引起設立在其領土上的國際限制委員會的懷疑。列寧早已要求德國協助蘇聯改組紅軍，而國防軍的領導人漢斯·馮·塞克特將軍也巴不得同意。於是，兩國的軍方便加緊聯絡，來往密切。小小的德國軍隊開始訓練紅軍，還從中學到了使用特種武器的知識。

這種合作的範圍多廣，影響又有多大，批評拉德諾的人是無法計算出來的。儘管他與蘇聯簽訂的條約給德國的重新武裝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他自己卻被要求德國必須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的德國人說成是個赤色分子，原因是他們與蘇維埃人勾結。這是在給他臉上抹黑。事實上，由於他決心遵守在凡爾賽條約中許下的大得可怕的經濟諾言，他早已成了對西方奴顏婢膝的象徵。另外，他是個有錢的猶太人，納粹又攻擊他暗中為猶太人統治世界出謀劃策。6月4日，這位天才的愛國者被兩名“自由兵團”前成員用強盜式的辦法暗殺。

同一天，巴伐利亞最可怕的行動分子交上了惡運，被捕入獄。希特勒對其追隨者說：“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一群暴徒也是這樣將一個人拖赴刑場。”話剛說完，他就被拋進斯達德廉監獄，罪名是煽動暴亂。獄卒領他進了一間帶洗手間的牢房，“友善地”指出，這間房子曾有許多名人住過，例如巴伐利亞著名戲劇家路德維希·托馬，革命家庫爾特·埃斯納。拉德諾被害的訊息並不使希特勒特別高興。這種孤立的報復行動，在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此次的行動卻給他上了一堂安全課。此後，他車後裝上了探照燈，使任何跟蹤車輛的司機“睜不開眼”。

由於此次暗殺，魏瑪政府倉促制定了一部《共和國保護法》。這是一部嚴酷的法令，旨在阻止激進右派的恐怖主義。它遭到了巴伐利亞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分子的強烈反對。就在吵得不可開交時，希特勒從斯達德廉出獄。在與狂暴的政治舞臺隔絕的期間，他不得不重新檢討其沸騰的思想。在約五星期的監獄生活中，除看書和思考外，別無他事。這使他得以將他對猶太人的憎恨和恐懼變成比較系統、目的性比較明確的理論。一出獄，他便不失時機地參與攻擊《共和國保護法》。出獄當天，他便作了一次生平最鋒利的講演，題目叫《自由國家還是奴役》。表面上，這是針對新法的，實際上卻是對猶太人及其獨霸世界陰謀的痛斥。對猶太人為什麼及如何取得了這樣的權力，他使用的材料從未如此豐富，效果從未如此強烈；也從未如此“合情合理”地解釋過。

在布林格布勞酒店，他對聽得津津有味的聽眾說，在民族主義和民間力量的理想與國際猶太主義的理想間，一場激烈的鬥爭正在全歐洲猛烈展開。社會民主和共產主義的奠基者就是猶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運動的還是猶太人。說到這裡，希特勒模仿舞臺上的猶太人，作了一個聳肩的姿勢，博得了一陣會心的掌聲。他繼而宣稱，猶太人是破壞者，是強盜，是剝削者。還有，布林什維克的猶太主義正準備決戰，且懷有兩個偉大的目標：“使國家解除武裝，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裝。”（*1922年時的希特勒，其反猶主義之深度與惡毒，在當年他與熟人約瑟夫·赫爾的一次談話中就洩露了出來。赫爾問希特勒，如果他有對付猶太人的全權時，他將做些什麼？希特勒頓時失態。“他的視線移開了我”，赫爾回憶道：“他望著空間，說話聲漸漸增大。他全身抽搐，大聲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聽眾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權，我的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消滅猶太人。我一旦掌權，就會大豎特豎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馬裡安廣場——只要交通允許，就儘量多豎，將猶太人一個個絞死，把他們吊到發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礙衛生。這群解下來後，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斷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後一個猶太人被消滅為止。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