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臣諾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賜給他的專制權力，於3月5日從“自由兵團”調遣了3萬名軍隊進城。叛亂者被挨座樓房驅走；柏林的酒吧間、舞廳和酒館等，則仍正常開業。

柏林在進行激烈的巷戰。一方用的是大炮、機槍和飛機掃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槍和手榴彈。經4天激戰後，諾斯克宣佈，“凡持武器反抗政府軍者就地槍決。”於是，數以百計的工人依牆而立，未受審判便被處決。有150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1萬人受傷。然而，叛亂精神繼續在全德國蔓延。在薩克森，政權由激進派掌握；魯爾盆地處於被包圍狀態。芝加哥《每日新聞》代辦處的記者本·赫希特發電稱：

“德國正患神經病，沒有精神健全的東西可報。”

慕尼黑也處在另一次革命的邊緣。這次革命是在布達佩斯一次政變的鼓舞下發生的。3月22日，有訊息傳來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人民陣線，以工農兵委員會的名義，已奪取了匈牙利的政權，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貝拉·昆為首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貝拉·昆本人是猶太人，在32名委員中，有25名也是猶太人。因此，倫敦的《泰晤士報》便將這個政權稱為“猶太黑手黨”。貝拉·昆的勝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膽子壯起來了。4月4日傍晚，委員會的代表們踏著厚達20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見的大雪），艱難地行走在街道上。他們的目的地是離希特勒戰前住所僅兩座房子開外的羅文布勞大廈——在這裡，人們大聲宣讀決議：“消滅黨派，團結全無產階級，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和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結成兄弟關係。這樣，世界上便沒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們全面實行社會化。”

這是個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現實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領導人是詩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張包括要求改革戲劇、繪畫以及建築的藝術形式，使人類精神得以自由。內閣由一群怪人組成。例如住房委員下令，此後各家的起居室，須一律建在廚房和臥室上方。然而，這群怪人皇冠上的珍珠還要算是弗朗斯·裡普——他被挑選為外交委員（即使在精神病院住過一些時候），理由是，他鬍子修剪齊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裡普給莫斯科發了一份措詞激憤的電報，攻擊埃斯納的繼承人偷了部裡的廁所鑰匙；並向伍爾登堡和瑞士宣戰，“因為這些豬狗未立即租給我60輛機車。”

4月13日，棕櫚主日，當原總理大臣，即那位社會主義教師霍夫曼試圖用武力奪取慕尼黑時，革命也就到此告終。即使擁有像希特勒等那樣戰功卓著的軍人，他卻從未有機會起事。其中一原因是，為了阻止第二團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聲疾呼：“說我們應保持中立這話的人是對的！畢竟，我們不是為一夥漂泊不定的猶太人站崗的革命衛士！”雖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衛戍部隊保持中立。到黃昏，“霍夫曼起義”仍被粉碎，政權落入了赤色職業分子手中——由歐仁·萊維內領導，他是聖彼得茲堡人，父親是猶太商人。他們是共產黨派往慕尼黑去組織革命的。在逮捕了詩人托勒後，他們立刻將政權變為真正的蘇維埃。然而，他們違反了“即使能在區域性或暫時取得勝利”的情況下都要避免動武的嚴格的黨令，以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派出相當一部分力量去與霍夫曼為重新奪取慕尼黑而倉促糾集起來的8000名士兵對壘。那時，霍夫曼的部隊正向離城只有10英里的達豪集結。

紅軍的總司令恰好是剛被共產黨逮捕的詩人恩斯特·托勒。他從獄中一出來，便躍上一起借來的馬，趕赴戰場，像舊時的武士一樣，決心“為革命而戰鬥”。4月18日，這位紅色的騎士指揮部隊向霍夫曼發動進攻。但由於他是個人道主義者，又是個個人主義者，堅持置慕尼黑的命令於不顧。首先，他拒絕炮擊達豪，企圖透過談判避免衝突。其次，當戰鬥打響時，他率領士卒進行戰鬥，幾乎未流血便取得了勝利。霍夫曼的部隊慌忙後撤。蘇維埃領導人下令槍斃他所俘獲的軍官。不用說，他又把他們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獄。

達豪一役失利後，霍夫曼被迫接受國防大臣諾斯克之“自由兵團”的援助。他們以出奇的速度草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計劃，並執行得卓有成效。到4月27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圍。為報仇雪恨，被圍困的紅軍把蘇維埃共和國在全慕尼黑的敵人都抓了來。水兵們抓了反猶的“圖裡會”的7名成員，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書。共約100名人質被監禁在留波爾德中學。

4月29日，慕尼黑的包圍圈不斷緊縮，城內的革命者驚慌失措。有人謊報說，白軍已佔領了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