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擴音器的噪音太刺耳，希特勒只好將麥克風關掉，大聲演講。幾分鐘後，他平息了赤色搗亂分子的喊叫，完全掌握了會場，控制了廣大聽眾。“誰要是在德國人民面前揮舞拳頭，我們就強迫他當我們的兄弟”，他說。接著，他又提起了民族墮落這個妖怪。“偉大國家的民族劣化已經開始了。文化和風俗習慣——不僅是血統——的黑人化正在大步發展。世界已被平民化。個人的價值正在下降；群眾意識已明顯地戰勝偉大領袖的思想。只要人數多就是新上帝。”

希特勒覺得喉嚨發緊。一個多小時來，他的聲音都是逼出來的。他覺得自己已精氣力盡，“眼看就要倒下”，便連忙結束講演。“我們反對數字的主意，也反對群眾的狂語。我們要讓優秀的人物去掌管政府。投票對有些人是毫無意義的。這樣的人在我們中就有10萬。只有領袖一人的權威才有意義。這10萬人也明白，民主本身就是欺騙。”這是磁對於物質的勝利。“希特勒演講時”，戈培爾在評論這次演講中說，“他的話有如磁吸鐵一般的效果，一切反抗都垮了。人們只能成為他的朋友或敵人……他的力量之秘密在於：他對運動，因而也是對德國的狂熱的忠貞信賴。”

1個月後，在柏林大學與學生的一次座談會上，美國記者路易斯·羅茲納也目擊了同樣的現象。“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他是個完美的演員。當攝影機鏡頭對準他時，他裝作沒有看見似的，認真地與和他形影不離的魯道夫·赫斯交談；隨著攝影機繼續轉動，他便煞有介事地動筆揮寫，好像在寫演講提綱似的。演技真是出色。”羅茲納注意到，希特勒的年輕的追隨者們，一個個聽得如痴似呆。“我離開會場時，心裡在想，這個人的演講決不是完美無缺的，他既誇口說大話，又慷慨激昂，還捶胸頓足，可他如何能使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們如此著迷？我想，這麼多人中，總有人能發現他的邏輯上的明顯缺憾的。”

這些著迷的青年知識分子中有一個叫埃爾伯特·斯卑爾。此人是工學院的助教。他原是不太想參加的，無奈學生們一再敦促，只好前來。他原以為希特勒會身穿軍裝，臂戴卍字章的。“可是呢，他穿的是一套藍西服，顯出一副紳士派頭。他的一切都說明，他既通情達理又謙遜可親。”使斯卑爾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演講有點不很流暢，他也有點膽怯，好像在講歷史課一樣。“在我看來，他有些引人的地方；尤其是他的反對派的宣傳曾使我相信，他是個歇斯底里的煽動家，是個演講起來又喊又叫，還指手劃腳的狂熱的軍人。聽眾的掌聲並未誘使他頭腦發熱。”希特勒的膽怯消失後，他的演講變得既引人又具有說服力。與眾人一樣，他覺得周身熱乎乎的，完全給迷住了。“任何懷疑和保留都被一掃而光。”

（2）

黨的效能如果不高，希特勒本人的方法也是不會有效果的。從表面上看，1929年紐倫堡黨代會證明黨已恢復元氣，也是獻身於元首及其理想的感情上的證據，但是，在工作會議上，黨的組織卻需要撐持。那年秋末，希特勒用吸收大學生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加入黨的官僚機構的辦法，取悅德國的中產階級，成功地建立了一個職能機構。在允許戈培爾和斯特拉塞爾將工人爭取過來的同時，他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老軍人和資本家商人身上。因為他明白，沒有這些人的支援，他是永遠不能上臺的。他的第一招是很富於戲劇性的——他公開與極端民族主義的老軍人們，即鋼盔團和右派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主席，德國電影和報紙大王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聯合，反對接受美國人寬宏大量的戰爭賠款新方案（即“青年計劃”）。從表面上看，希特勒這一著棋是自殺性的，因為他可能失去所有左派的新追隨者，但他相信，他能制服雙方，而且他又指望在即將到來的關於“青年計劃”的全國公民投其中能取得成功，以證明其判斷之正確。

與此同時，他和黨都在享受與工業界“聯姻”所帶來的經濟好處。希特勒在布里恩納大街購置了一座三層樓房——“巴洛宮”，作為黨的全國總部；9月初，他從那間苦行僧式的房子遷至伊撒河彼岸慕尼黑最時髦的街區。房子共有9間，整整佔了二樓一層樓，地址是普令茨雷根坦廣場16號。他還將堤埃希大街的房東賴舍特太太和她的母親達希斯太太帶了過來。

他姐姐安吉拉留在貝希特斯加登看管房子（現已成為他的財產），但她卻允許女兒吉莉（已21歲）在“阿道夫”舅舅的新住地住宿——她在慕尼黑學醫。他對吉莉的感情未變，但關係已變了。一方面，他在扮演舅舅的角色；另方面，他卻在公開追求她——但小心謹慎。偶爾，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