譴責種族主義者，稱他們為工人階級的“敵人”。有位學生領袖警告說，若與他們合作，“真正的國社黨人，尤其是工人”，將被迫脫離國社黨。北方的左派分子雖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併是不可能的，卻不願與他來往。在魏瑪會議後兩天，有人曾寫過信，很明顯，信是寫給元首看的。該信希望希特勒出獄便前來北德，但勿帶赫爾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這種人的。“我們不會像1923年時在慕尼黑那樣，在希特勒周圍築起一道萬里長城。生活在這裡的是流著北方血液的人們，他們反對政治上的奴顏婢膝，他們決不是懦夫。我們不是演說家，也不是唯利是圖之輩……只要求與元首取得聯絡……只想獻身於事業。”

由於這些人對基本問題的分岐加劇，希特勒更加下定決心脫離政治。7月29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發出一封謝客的宣告。“由於本人目前所從事之工作不容打擾”，除書面確認者外，他此後不再會客。雖然他厭煩政治與會客，當日他確曾會見一日耳曼——波希米亞血統的黨員庫格勒。庫格勒向他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你對猶太人問題的立場是否有某些改變？”這是個幾乎刺痛肺腑的問題。“是的，是的”，他告訴庫格勒說，“關於反猶太人的方法問題是有改變。我現在才醒悟到，時至今日，我對他們太軟了！在寫書時我才明白，如果要取勝，將來必須採取最嚴厲的反猶辦法。我堅信，這不但是與我國人民，而且也是與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關的問題。猶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蟲。”

（4）

整個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裡過著舒適的生活，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佈獲釋。9月18日，典獄長雷波爾德給巴伐利亞司法部打了一份極有利於希特勒的報告，獲釋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該報告稱服刑數月來，希特勒“嚴守紀律和秩序”，“歷來合作，謙虛謹慎，對人彬彬有禮，特別是對本機關之官員。”在報告末尾，雷波爾德預言，釋放後，希特勒不會再從事暴力或非法活動。“毫無疑問，在監禁期間，與先前相比，他變得更加沉靜，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慮。他並未考慮反對現行政府的行動。”

開始，雷波爾德的強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於初秋獲釋。但是，巴伐利亞州警察局於9月22日密報內務部，提出務於10月1日釋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釋放，為安全故，他應被押解出境。他一旦獲釋，暴亂必然會由他而生，“因為他有能量”。刑法一處對此建議不予理睬，宣佈希特勒可宣誓出獄。但是，司法部長提出申訴，理由是，犯人肆無忌憚地違反了來訪條例。這一申訴得以維持，出獄宣誓遂遭否決。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與從前一樣，他很快便克服了沮喪情緒，重新致力於著書的工作。“從早到晚”，赫姆利希回憶說，“一直到深夜，人們都可以聽到他屋裡的打字機聲，和向赫斯口述的聲音。”他也未忽視其元首的責任。在慕尼黑起義週年紀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發表演講。他一方面“全盤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又向他們解釋失敗的歷史原因。“領袖的真誠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動了聽眾。”

11月已過，但仍未有近期內出獄宣誓的跡象。他與先前一樣堅韌不拔。

與此同時，希特勒的一位最有聲望的追隨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館，企圖設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筆款子，以應急需。戈林雖然傷體未愈，尚需重劑服藥，但仍竭盡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聯絡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奧·納格雷裡。戈林曾與他通訊，希望能從法西斯手中借到200萬里拉，並取得墨索里尼答應在希特勒一出獄便與之會見的承諾。作為報答，國社黨將公開支援義大利對第洛爾南部提出的領土要求——此舉將失去眾多的追隨者，尤其是在巴伐利亞。

很明顯，法西斯頭子懷疑一個在學習“向羅馬進軍”中遭到慘敗的政黨是否能歸還這筆貸款。戈林的請求變成了吶喊。“從前，法西斯也很弱小，遭到恥笑”，他辯解說（1924—1925年間戈林與納格雷裡的通訊新近才發現，由本·埃·斯維林根譯成英文。它不但為現今尚不甚明瞭的戈林在這一時期的生涯提供了新的線索，而且為納粹與法西斯的早期關係提供了新的材料）。“人們不應該相信國社黨沒有前途。”用不了幾年，它就會執政。他詳細地說明了納粹黨由於支援像南第羅爾那樣失去民心的事業必然會面臨的窘境；他也指出，僅僅用200萬里拉墨索里尼將會獲得多大的好處。“為此，你將在我們的報紙上大吹大擂。另外，這200萬里拉最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