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裡茨·蒂森的倡議下，他於1月17日在工業俱樂部向一群有影響的人物作了一次講演。

在迪塞爾多夫講演前，在秘密談話中，希特勒已對自己的經濟綱領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援解散工會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張。他也主張取消一項旨在恢復經濟的計劃——興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裝軍隊，且由大商家的頭面人物管理。不到一個小時，他的聽眾便全神貫注，因為他觸及了與這些講求實際的商人直接有關的問題。例如，他斷言，私人佔有財產是理所當然的。與此同時，他還描繪了一幅共產主義發展後的可怕圖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林什維克主義將完全改變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為……倘使這個運動繼續發展，從現在起300年後，人們不只會將列寧看成是1917年的革命家，而且會像供奉菩薩一樣崇拜列寧。”他說，經濟蕭條使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和被剝奪的德國人走投無路，他們希望從共產主義者那裡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這是德國今天最迫切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靠經濟法規，而是靠政權。納粹黨，也只有納粹黨，才準備並願意阻止紅色潮流。沒有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就不再會有中產階級；有了它，國家才能統一，才能復興。

希特勒的講演效果從未這樣好過。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邏輯。一會兒他用布林什維克主義的可怕圖景和曾給他們帶來安全的制度的結束來恐嚇聽眾；一會兒又求助於他們的自私：假使要讓自己的工業生存和發展，他們就需要一位獨裁者為政府掌舵和領導德國，最終使德國重新獲得其世界強國的地位。聽眾預感到了50年來的成就和所獲財富化為烏有的情景。於是，許多人回到家中後便準備捐款予他——一位答應拯救他們的人。

（2）

2月中旬，興登堡宣佈再次競選總統。這就迫使希特勒攤牌。很明顯，要競選，納粹黨就得推選候選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這個現實的機會。即使如此，他還下不了決心。“我知道我會上臺，其它人全會失敗。”一次他對弗蘭克說，“我將自己看作總理，也一定會當總理。我未將自己看作總統，也當不上總統。”他的猶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搖擺了兩個星期，後來還是戈培爾說服了他。接著，他便迅速地取得競選資格。他透過納粹內政部長（在不倫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國公民籍，還當上了該州的議員。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佈，他將於15天后參加總統競選。

經濟危機和政治怨恨，幾乎把德國變成了戰場。“柏林處於內戰狀態”，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寫道：“仇恨剎時從天而降，時時處處均在爆發：在街頭巷尾，在大小飯店，在電影院，在舞廳，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後，在中午。有刀對刀的，有刺環或啤酒瓶對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對鑲鉛棍棒的；子彈射穿了廣告牌，從廁所的鐵房頂上彈了回來。”

仇恨像瘟疫一樣在全國擴散。經濟危機的受害者把矛頭對準了比他們幸運的人。被迫關門大吉的小店主們詛咒大百貨商店；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對仍有工作者和“老闆們”仇視；數以萬計的大學畢業生髮現前途被堵，把絕望情緒發洩在各類用人單位上。經濟危機幾乎打擊了每個階層。農民之稅收負擔，如牛負重，而農產評價格又低。他們鄙視城裡人；而數量龐大的失業“白領”，又嫉妒農民——他們有莊稼可收。在許多大城市裡，失業工人成群結隊地在郊區風餐露宿。在街頭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選時，登記在冊的失業者全國已達600萬——還有數百萬人只有臨時工作，或不願去登記失業。

在眾多因經濟崩潰而受打擊的人看來，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於希特勒從未向魏瑪政權妥協，且開誠佈公地反對凡爾賽條約和赤色威脅，儘管謠言四起，說希特勒與工業資本家來往甚密，他們也滿不在乎。他的口號非常簡單：“為了自由和麵包。”在全國的一起混亂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堅持為德國找到一條最佳出路。興登堡到處立起牌子，號召選民們念他先日之好處：“他曾相信你，你現在相信他。”戈培爾則用“尊敬興登堡，選舉希特勒”予以反擊。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義的青年身上。他不辭勞苦，到處遊說，號召這兩種人起來，與他一起和各種用人單位作鬥爭。戈培爾冥思苦想出來的宣傳運動，可說是具有創造性的傑作。沒有張貼納粹口號的牆壁是罕見的；用飛機向百姓散發傳單；向尚有留聲機的人們寄出了五萬張宣傳唱片；於晚間在公共廣場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爾演講的“有聲映畫”。然而，這項計劃的核心卻是令人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