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站。上車後，她們見眾人高高興興的，無憂無慮。誰也不知道爆炸一事；幾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躍，而使交談生動活潑的還是有譏諷天才的戈培爾。

車抵紐倫堡，宣傳部長戈培爾下車發幾封電報和收集最新訊息。回到車廂後，他聲音顫抖，把炸彈一事告訴了眾人。

希特勒原以為戈培爾在開玩笑，直到看見他蒼白的臉孔時才相信。他自己的臉孔也成了陰鬱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衝動、聲音沙啞地喊道：“現在，我心滿意足了！我比平常離開貝格勃勞酒館早，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幫助我達到目標。”

他首先詢向傷員的情況，然後令夏勃盡力為他們效勞。令畢，他便開始猜測誰是密謀者。他的結論是，炸彈肯定是兩名英國特務安放的。斯·潘恩·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兩人，暗中與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員——他在反納粹的陰謀團體中假裝是最高統帥部的一名上尉——暗中進行談判。根據希特勒的猜測，希姆萊立刻下了火車，透過電話下令，將兩名身在荷蘭的英國人綁架回來。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貝斯特二人於文羅落網，被押進德國受盤問。數小時後，真正的放炸彈者在瑞士邊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蓋世太保總部的審訊室內，在強烈的弧光燈照射下，艾爾塞承認，炸彈是他放的，沒有同謀。他這樣做是為了要結束戰爭。他詳細地描述了他怎樣先鋸開木板，然後給炸彈定時的。

希特勒讀了蓋世太保的報告後，在報告上生氣地批道：“是哪個笨蛋審問的？”他認為，說艾爾塞是個流浪漢是荒唐可笑的。參與這項大陰謀的有他的最兇惡的仇敵：英國人、猶太人、共濟會會員，以及奧托·斯特拉塞爾。這難道不是明擺著的嗎？

希姆萊親自動手，想方設法從犯人口中搞到真實情況。據一目擊者說，他一邊用靴子猛踢戴著手銬的犯人，一邊破口大罵。儘管他拳打腳踢，還用“鞭子或類似的工具”猛抽，那位個子矮小的細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證詞。就是在被催眠後，他的口供仍然未改。這樣，海德里希便相信艾爾塞確沒有同謀。但元首卻嚴厲斥責希姆萊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B也許這是希姆萊未公開審判和處決艾爾塞的原因。他被關在一集中營裡，成了一名特權犯人；只有艾爾塞才能證實黨衛隊保安處已抓到了唯一的罪犯。後來，艾爾塞託人偷帶一封信給另一名犯人貝斯特上尉。他在信中發誓，1939年10月，達豪的指揮官曾召他去其辦公室，在那裡，兩個男人——估計系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員——勸他在貝格勃勞酒館安放一顆炸彈。這顆炸彈曾在元首一離開那裡便爆炸，以便將一群密謀反對元首的叛徒炸死。艾爾塞同意後，便從集中營獲釋，去安裝炸彈。在柏林蓋世太保總部，那兩名特工人員又要他在審問兩名英國特務時出庭，充當檢察方的證人。他必須證明，奧托·斯特拉塞爾曾將他介紹給貝斯特和史蒂文斯，是他們出錢僱他去安放炸彈的。但貝斯特和史蒂文斯從未受審，在名集中營裡呆了5年，活了下來）。

關於這件陰謀，官方的說法是令人詫異的：艾爾塞是共產黨的“偏差分子”，是受國家社會主義的“偏差分子”奧托·斯特拉塞爾的指示才充當英國特務機關的工具的。這是主要情節，宣傳家們又添了不少枝葉。有本小冊子宣稱，英國特務不僅在慕尼黑放了炸彈，還要對許多政治謀殺負責。對吉青納勳爵，弗朗茲·費爾迪南大公和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等著名人物之神秘死亡，英國特務機關也應負責。

除被用來挑唆起對英國的仇恨外，這次未遂謀殺還被用來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階層的德國人向元首發來賀電，慶賀他死裡逃生。全德國，天主教的報刊虔誠地宣稱，是上帝奇蹟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福爾哈巴主教發來電報指示，慕尼黑的大教堂應唱《特迪姆》讚美詩，“用總主教管轄區的名義，為元首之有幸脫逃劫難，感謝上帝的神威。”教皇因波蘭被消滅本來要譴責德國的，也以私人名義發專電祝賀。但希特勒懷疑其是否真誠。“看見這陰謀取得成功他才願意呢”，晚餐時他對一群人說。當弗蘭克反駁說，教皇庇護士十二世歷來是德國之友時，希特勒說：“這倒有可能，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對提早離開啤酒館，他已感謝自己的心聲，也感謝上帝。他對霍夫曼說過：“那時，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直至現在，我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只覺得我必須儘快離開酒館，”然而，外國觀察家們卻另有一番說法。“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它有點國會縱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