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並不比巴伐利亞他那個階級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猶。從他在日記中對猶太人的評論可以看出，他是個盲從者，不是個種族主義者，他想公正地對待猶太人。

對於性，他有頑固的信念。這在他所處的時代並不是異乎尋常的。總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預言的、巴伐利亞教育和訓練的產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嚴肅認真又循規蹈矩。

1922年，22歲的希姆萊成了滿腦子反猶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他還帶著浪漫的眼光向往軍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了一首詩，流露出他願為某件事業而獻身的夢想：

雖然他們可將你刺死，

卻要戰鬥、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飛煙滅，

卻要令旗幟高高舉起！

所以，一個有這種意志和決心的青年會受到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及其迷人的領導者吸引，這就不足為怪了。他所受的訓練是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誠；這樣，他當個職業納粹，可說是十全十美了。當他在黨內平步青雲時，他成了自身思想鬥爭的受害者。他是個巴伐利亞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樣的普魯士國王，不斷頌揚普魯士人的樸實無華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他自己長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點像東方人。他瘋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歐人。同時，與他的主子一樣，喜歡身邊有金髮碧眼、身材細高的部下。希姆萊下定決心，要在100年內，用標準黑種日耳曼人（如同他自己與希特勒）與金髮碧眼的女人交配的辦法，培育出黑種日耳曼人來。為推行其種族政策，他建立了一個名為“生命之泉”的黨衛軍婦幼保健組織，其主要作用在於為黨衛軍內無子女的家庭收養種族上合適的孩子服務，並幫助種族上合適的未婚母親和她們的孩子。在佔領區，數以千計的小孩被綁架，並在黨衛軍的特別設施內得到撫養。“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統”，希姆萊對黨衛軍將領們說，“所有不在帝國這一邊的日耳曼血統，在未來的某一天，都可能將我們毀滅。所以……每個能被帶回德國的最好血統的日耳曼人將他培養成自覺的德國人後代，對我們說來，都是一個戰士，對方也就少了一個人。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統的人都接回來，我確實有這種想法；能偷則偷，能搶則搶。”戰後，有些傳說很可怕，說“生命之泉”是“種馬場”，在那裡，黨衛軍分子與合適的年輕女人交配，繁殖最優秀的民族。希姆萊的計劃，雖未阻止不合法的生育，但也沒有證據可證明他提倡不潔性交，也無證據證明綁架孩子是大規模進行的。在所有“生命之泉”設施中，僱員只有700人。這一事實使人對這些說法產生懷疑。

可以肯定地說，希姆萊確曾計劃要大規模地開展這一運動，但是，由於急需安置和滅殺猶太人，“生命之泉”從未發揮其潛力。他羨慕體格上的完善和運動技巧，自己卻不斷遭受胃痙攣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勢好得出奇。一次，他身體垮了還力圖爭奪1英里賽跑的低階銅牌。

在德國，除希特勒外，誰的個人權力也沒有他的大，但他依舊那麼謙恭，那樣勤奮。他生來就是個天主教徒，現在卻無情地攻擊天主教會，而他，據他的一個親密的合作者說，又按耶穌會的原則奮力重建其黨衛軍——他勤奮地抄襲“伊格納狄烏斯·羅若拉（*西班牙僧人，耶穌會教祖——譯註）規定的祈禱教令和精神鍛鍊的方法”。

數以百萬計的人懼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卻嚇得全身發抖。他曾向一個下級承認，一見元首，他就覺得自己像沒做功課的小學生一樣。與元首一樣，希姆萊對物質享受漠不關心；他又與戈林等人不同，從不利用地位去謀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簡樸、節約；吃得很簡單，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兩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為妻子和女兒安了一個家，在科尼西附近為他的私人秘書赫特維希·波達施特（她為他生了一子一女）安了另一個家。他是個富有責任感的男子漢，每個家都安置得很舒適——這樣，自己能花的錢也就所剩無幾了。

在他的教義中，有些是非常古怪的，連他的忠實的追隨者都覺得無法接受：冰河宇宙進化論、磁學、以毒攻毒療法、催眠術、自然優生學、千里眼、信仰治療術，以及巫術等。他創立了在煤上澆水提取煤油，以及從含金礦石中提煉黃金的試驗。

他的所有權力都來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卻不想與他有什麼來往。“我需要這樣的警察”，他對夏勃說（希姆萊曾求他為他搞個前往貝格霍夫的請柬），“但我不喜歡他們。”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黨衛軍上尉舒爾茲，別把每天的軍事討論情形告訴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