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西方談和平、與東方做買賣的同時，德國的重新武裝則在儘可能秘密的情況下進行，其速度比大多數外國觀察家的估計要快得多。

（4）

隨著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擴充套件，他的私生活也擴充套件了。在他周圍形成了兩個內層——一個是由像戈培爾、戈林、赫斯（及他們的夫人）等組成；另一個則更具有私人性：司機、秘書、僕人、及其他親近者。最內層包括一名建築師施佩爾，一名飛機駕駛員波爾。同時也包括一些較年輕的軍事副官，例如海軍中尉馮·普特卡默，陸軍代表尼古拉斯·馮·貝羅等水平不同的人們。有些是屬於兩個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馬丁·鮑曼。此人早年就追隨赫斯，現在是赫斯駐柏林代表。由於這個緣故，波曼便有機會接近元首，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雖然他不為大多數德國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卻與希特勒形影不離，把元首的片言隻語都記錄在袖口或筆記本里。

希特勒本人則在這兩個圈子間來回穿梭，也在眾多的高階文武官員中出沒。他無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經地去完成高階辦公室的事務。他是個夜貓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幾分鐘才到辦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奧托·狄迪裡希收集的各報的主要內容瀏覽一遍，然後匆匆去進午餐。回來後，他便集中精力處理那些他感興趣的公務。而把令他厭煩的事務往後拖延至下班後處理。他常與施佩爾和傑斯勒討論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討論就是幾小時，而他從興登堡手裡沿用下來的國務秘書漢斯·拉姆斯和奧托·梅斯納則在一旁不耐煩地等候著只有國家元首才能作出的決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關切。在作出重要決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難讓他坐下來看檔案。“他認為”，魏德曼寫道，“許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們，自然會辦好的。這點，他是很少錯的。問題僅僅是，這些事情應如何辦。在選擇來訪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羈的。有些官員需要在客廳裡等上數天才能見他。但是，若某個舊日老友來訪，他便立刻叫他去進午餐，讓他在餐桌上把問題提出來。問題常常就在餐桌旁解決。”

希特勒的工作時間表本來就很不規律，但繁忙的國際事務常常又將它打得更亂。這樣，他便幾乎抽不開身去看他的情婦。阿道夫·希特勒的愛已變成愛娃·勃勞恩的整個生命，即使他曾明確向她表示，只要他還是帝國元首，他就無法與她結婚。“就我而言，結婚可能會成為我的災難”，7年後他對內層人士說，“夫婦之間，必然會有誤解的時候；當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認為自己有權得到的時間全部給她時，誤解便會產生。”女人只為自己的丈夫而活著，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樣。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隸，受責任左右。“我會享受不到婚後的快樂，只能看到被忽視的妻子的怒容，否則我就得對工作馬馬虎虎……婚姻之壞處在於它創造出權利。這樣，找個情婦比娶妻要好得多。這可減輕負擔，可將一切都建立在贈予的權利水平上。”當他發現他的兩名中年處女秘書約翰娜·烏爾夫和克里斯達·施洛德，把臉孔耷拉下來時，他連忙改口說：“我剛才說的當然只適用於較高階的人物！”

愛娃原是悶悶不樂，但難得前來的情人那怕只來一次，也能暫時減輕她的痛苦。“昨天，沒想到他來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過得很愉快……他如此愛我，真令我幸福無窮。希望永遠如此。”兩星期後她又寫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沒法給他寫信。這本日記不得不成為我難言苦衷的貯藏所。”他星期六來了，但與她度過“幾小時美妙的時刻”後，他又走了，沒說何時再來。“我如坐針氈，覺得他時刻都可能前來。”

一星期後，她又寫了日記，但寫得雜亂無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寫的，或是有極大的感情壓力：

“八天沒聽到他的訊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為什麼我身上就不發生點兒事情，為什麼我要忍受這些。真希望不曾見過他才好呢。我絕望了。現在，我要買安眠藥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這麼多了……他為什麼要這樣折磨我，不把這筆風月債一筆勾銷。”

幾天後，她又為他找藉口：他的“政治事務太多”。但當他請她到“四季旅館”去，她的“耐心等待”的決心便煙消雲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3個小時，卻連一句話也不能說。分別時，與先前一樣，他遞給我一個裝著錢的信封。他要能在裡邊寫上一句問候語或一兩個好聽的字眼，那該多美呀，它會使我高興的。但這些事兒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當聽到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