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臃腫，希特勒並不高興，於是，他便於5月1日令施霍茨停止接受入黨申請。

這也標誌著他攻擊工會的開始。他宣佈那天為“國家勞動節”，並把它作為工人與政府之間的團結節日加以慶祝。當晚，在坦貝爾霍夫機場召開了大型群眾集會，參加者有數萬名工人和勞工領袖。他們傾聽元首闡述勞工之尊嚴和國家團結之必要。除照射元首的燈光外，其餘全部熄滅；聽眾誠惶誠恐，鴉雀無聲。他雖泛泛而談，但其熱情卻是如此感人，以致在他結束講演時，工人們熱烈歡呼，似乎他已將世界許給了他們似的。工人們還未從他的語言魔力中甦醒過來便在高唱《維塞爾森林之歌》。眾人的熱情剛剛消失，天空又出現了禮花。“這真是個勇敢的、壯麗的節目”，法國大使回憶道，“離開會場時，無論是德國人還是外國客人都堅信，一陣和解協調的浪潮已席捲了整個第三帝國。”

次日，在警察的協助下，衝鋒隊和黨衛軍在全國佔領了工會的辦公室。昨天還保證支援新政府的勞工領袖。今天卻在家裡被捕；工會的檔案和銀行存款全部被沒收，勞工的報紙也被封閉。至傍晚，有組織的勞工工會便在全德國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勞工們保證，在新的德國勞動陣線的領導下，他們的權利會得到保護，日子也會更富裕。沒有起義，也未出現有組織的抗議；至月底，龐大的勞動大軍便在卍字旗後邊乖乖地前進。他們陣腳未亂便從紅變褐。

成功並未使希特勒過激。希特勒變得小心謹慎，使黨內的激進分子摸不著頭腦。這點，可在5月中旬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呼籲世界和平的答覆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說，總統建議讓美國介入歐洲關係以作為和平的保證，德國對此可能表示歡迎。上臺後的最初日子裡所提的好戰的要求消失了。“德國政府希望與其它國家的所有困難問題達成和平協議。德國深知，歐洲的任何軍事行動，即使完全成功，與可能得到的東西相比，犧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希特勒對總統果斷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欽佩的。）“我同情羅斯福先生”，兩月後他對《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說，“因為他敢於超越國會走廊和國家機構，直接朝自己的目標挺進。”希特勒接著說，他本人是歐洲唯一敢於表示“諒解羅斯福總統的動機和方法”的領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黨的人才敢於如此徹底地改變方向。“在我聽過的希特勒的演講中，這篇是最好的”，羅茨納給他的孩子們寫道。“我常常不解，為何納粹能一舉將其反對派剷除——例如施特萊斯曼和勃魯寧——而他又敢發表那樣一篇撫慰的講話！反正，這是有關專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們便如羔羊一樣馴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畢蘇斯基（*約瑟夫·畢蘇斯基，1867—1935，波蘭將軍及政治家；1918—1922任波蘭總統，1926—1928及1930任波蘭總理——譯註）。因為他們清楚，要在國內鞏固*？政權，麻煩是很多的，由此，在與外國來往時，凡像是麻煩的事情，他們都設法避免之。很明顯，希特勒並不想要戰爭。”

這篇演講不但撫慰了西方，而且也進一步向興登堡證明，新總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時，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討好老頭子了。對老頭子，他既彬彬有禮又謙順可恭；他的論點之力量和邏輯，已把老頭子對他不相任的最後一點痕跡也抹掉了。“不到三個星期”，希特勒回憶說，“由於我們進展極快，他對我已像慈父一般親切。”

由於興登堡已在他之影響之下，在逐步掌握全權的道路上，他已沒有什麼阻礙了。到初夏，一系列新的法令已確定了納粹黨在德國的統治地位。根據旨在“維護無法解決的血汗關係”的農場限制繼承法，首先屈服的是農業組織。結合“以種族為基礎的”定居政策，這就為希特勒在征服東部地區後，用只准日耳曼人定居的辦法解決這一地區的問題打下了基礎。當政府透過在國社黨的地區和州政權（不適宜地稱作《帝國營養地產》）領導下的農民政治組織，牢牢地控制這塊土地時，希特勒本人則致力於征服德國的經濟。5月3日，《帝國地產貿易與手工業法》得以透過後，不到一個月，它便起到了“德國工商會”的作用。更有意義的是，6月1日成立了“德國商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會”，使工業界和納粹黨雙雙受益。這樣，由於控制了市場和價格政策又有組織管理，德國的工業便走上了對政府完全奴顏卑膝的道路。

此時，希特勒正準備採取下一個也許是最重要的步驟：消滅政敵。共產黨早已被消滅；6月22日，社會民主黨被宣佈為非法，理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