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加上康拉德·摩根不倔不撓地進行調查(他估計被殺的猶太人數已達600萬),希特勒便讓希姆萊拆除全部屠殺中心——奧斯威辛除外(拆除屠殺中心的命令是希姆萊於1944年11月24日下達的)。還有來自匈牙利、羅茲、斯洛伐克和特萊西恩施塔特的猶太人未被毒死,如果東部的軍隊能阻止蘇軍突破,霍斯指揮官是擁有這項裝置去完成整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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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形勢已嚴重到只有懷有某種動機的人才會不考慮投降。從波羅的海至烏克蘭的整條東線,紅軍發動反攻,不是將德軍消滅便是將他們包圍。在南面,蘇軍正在攻佔羅馬尼亞的油田;在北面,蘇軍剛將50個師的德國包圍;在中部,紅軍正在包圍華沙。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親自下令將馮·興登堡總統的棺木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偉大勝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這緊急情況下,戈培爾於8月24日頒佈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劇場、音樂廳、戲劇學校,以及有歌舞助興的餐館,必須在一週內關閉。他警告說,用不了多久,所有管絃樂隊、音樂學校和學院等,除幾個主要的外,也將全被停業或關閉;藝術家不是應徵入伍便是到兵工廠幹活。除兩家有插圖的報紙外,其餘書籍,例如小說和其它文學作品,一律不準出版。
次日,經德國佔領4年後,巴黎解放了;羅馬尼亞和芬蘭雙雙求和。24小時後,透過政變推翻了安東奈斯庫元帥統治的羅馬尼亞,向德國宣戰。面臨全線失敗的希特勒仍毫不動搖。他對陸軍內出現的瓦解跡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親屬將被逮捕。
8月的最後一天,他對凱特爾和另外兩名將軍說,作政治決策的時機尚未成熟。“這種時刻只有在你取得勝利後才能到來。”成功的希望還是有的,他說。盟軍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嚴重,最終將導致分裂。“唯一的辦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難,等待適當的時刻的到來。”對他在東西兩線面臨的問題,他陰鬱地沉思著,然後便可憐起自己來。“我想,這場戰爭對我來說,顯然並不開心。我已與世隔絕5年了。沒去過劇院,沒聽過一場音樂,沒看過一部電影。”他的嗓門因憤怒漸漸高了。“我要指責總參謀部,他們未表現出鋼鐵般的決心,從而影響了從戰軍官計程車氣。總參軍官上前線去時,我說他們是要散佈悲觀主義!”他將戰鬥下去,直到德國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證德國人民今後百年內的生活,“尤其重要的,要使我們的榮譽不再像1918年那樣,受到玷汙。”他的思想又暫時回到爆炸陰謀上去了。死亡,他說,“是憂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脫。只一眨眼的功夫,人便從一切中解脫出來,永遠安息。”
他這種宿命主義的情緒可能是健康狀況惡化的結果。他雖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書們開玩笑——他右手發抖,已不能自己刮臉——卻受傷風的嚴重影響,而傷風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劇。幾天後,他覺得頭髮脹,特別是在眉區,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複雜化了。他的嗓子嘶啞了;他說胃痛,卻又對吉辛醫生的警告——此係服用莫雷爾醫生開的各種藥丸的結果——置之不理。9月初,為了減輕瘻管痛,他同意按吉辛醫生的處方使用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並且每天早晚老老實實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幾個小時。
吉辛的出診,使希特勒很是高興。如同對莫雷爾醫生一樣,他對吉辛也開始表示感激。感激發展為信任——不久,他與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見。治療完畢後,兩人便久久地交談,話題海闊天空,從帝國的前途一直聊到吸菸的害處。交談中,吉辛繼續作詳細的筆記。他甚至承擔了更危險的任務:秘密地進行心理試驗。這項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長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話來說:“相當原始的心理試驗”的目標。吉辛對他作的診斷是“凱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這些日子裡,他雖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發怒,但對他的最年輕的秘書特勞德爾·容格卻從不發火,對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關心。但是,一天午餐時,她發現他行動反常。對她未說一句話。當他們的目光相遇時,她發現他眼神嚴肅,好像在試探什麼。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說了她的閒話。當天晚些時候,黨衛軍將軍奧托·赫爾曼·菲格萊因打來電話,問她是否可到他的兵營去一趟。將軍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訴他,她的丈夫在戰場上犧牲了。他解釋說,元首昨天就知道了這個訊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訴她。後來她被叫到元首的書房。他抓住她的雙手,溫柔地說:“啊,孩子,我多麼難過。你丈夫是個多好的人呀。”他叫她繼續工作下去,並答應“經常幫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