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訴說了他的症狀。

具有良好記憶力併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醫生，偷偷地將希特勒的話全記在一個黃色的袖珍日曆上。為了不使別人看懂他的筆記，他用暗語書寫，用了拉丁文，還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號。範·埃肯教授證實，吉辛醫生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是正確的。但元首拒絕最少臥床一週的建議。“你們預謀好了，要把我變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訴說，他的左耳依然內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覺得痛了”，他想了想後說，“痛苦能使人變得堅強。”一分鐘後，他便證明了這點：有個副官送來了關於暗殺事件的報告。“是呀”，他一邊翻閱一邊說。“真沒想到赫爾道夫竟是這樣一個流氓。”他發誓“要將那些叛徒斬草除根”，還罵施道芬堡是個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著他那個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氣。用子彈結果他，這實在是太便宜他了。”

兩天後，希特勒自訴失眠。吉辛建議，取消每晚的茶會；希特勒回答說，他已試過了，更難睡著。“我得先放鬆一下，談談別的事情。不然，我面前還會出現總參謀部的那些地圖，我的腦子還在不斷活動。我得花上幾個小時才能消除這些幻影。如果把燈開著，我可把每個集團軍的準確位置標出來。我知道每個師的位置在哪裡——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這已是五六點鐘了。我知道這對我的健康不利，但這個習慣我又改不了。”

（8）

炸彈爆炸後次日，希特勒撤換了抱病的總參謀長蔡茨勒。換上來的是曾因意見與他不合被他從前線發配走的古德里安。當這個在陸軍中也許是最受尊重的機械化專家來到拉斯登堡走馬上任時，他發現陸軍總司令部的各辦公室幾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丟臉的情況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許多部門的頭頭都已被蓋世太保撤換。

古德里安上任後首先要完成的一項任務，是公佈一項表忠令並向希特勒保證，“將領們將團結一致，軍官團也團結一致，陸軍官兵團結一致。”一星期後，古德里安走得更遠了；他令總參的每個軍官都成為國家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兼軍官，“要根據元首的主義，積極地對青年指揮員進行政治教育。”凡不服從此令的軍官必須立即申請調動。沒有不服從者。於是，1933年開始組建的這支精銳的部隊屈服了，得了個墮落的結局。

此時，諾曼底灘頭的西翼遭到美軍坦克的猛烈進攻，西線已瀕臨崩潰。7月30日黃昏，為爭奪阿弗朗什小道，美德兩國坦克發生了一場惡戰，——阿弗朗什小道是美軍突破後進入法國空曠地帶必經之地。瓦爾利蒙等人要求立刻從法國撤退，但約德爾卻向元首遞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況下，從海岸撤離”。

次日傍晚，美軍的坦克已湧進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趕赴西線親自指揮，但吉辛和埃肯兩人都禁止他乘飛機。由於醫生們只允許他在“狼穴”活動，對喬治·巴頓的6師大軍開進阿弗朗什一籌莫展。對法國的命運因而已成定局，他也無可奈何。然而，這僅是他諸多憂患之一。8月1日，3。5萬名裝備極劣的波蘭軍（各種年齡的都有）向華沙的德國駐軍發動猛攻；次日，土耳其與帝國斷絕外交關係。

他竭力將這些煩憂置之腦後。8月2日，他扮演了初次學醫的學生的角色。他向吉辛醫生提了許許多多有關內耳的問題，接著便穿起外科醫生的白大褂，腦門上掛著一面鏡子，專心致志地觀看林格的右耳。他什麼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還是什麼也看不見。這時，吉辛便建議他用電鏡。“呀！”他驚奇地喊道，“我看見東西了……我看到了一條淡黃色的線，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他讓林格轉過身去，把矯光器塞進他的左耳。他入了迷，用音叉和秒錶去測試林格的聽力。“你知道，醫生”，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年輕時老想當醫生。不過呢，我有了別的職業，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麼。”吉辛剛走，希特勒醫生又研究起來了。他把林格和兩名黨衛軍的衛兵召來，一一給他們作耳朵檢查，直到他學會了使用電鏡為止。然後，他要了一本尼克教授寫的關於治療眼、耳、喉的著作。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覺得暈眩，走路還得叉開雙腿，就像水手在顛簸的船上行走一樣。儘管如此，他仍堅持要於8月4日向地方長官訓話。他與他們一一握手。許多人，例如迪塞爾多夫的弗萊德里希·卡爾·弗羅裡安，看見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淚。“你們不會誤解我的”，希特勒說。“我對你們說，在過去一年半中，我總相信，終有一天我會被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