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民族要自由，為此，奧地利人將不能不戰鬥到底。他以此戰鬥口號結束了演講：“紅白紅！至死不屈！奧地利！”

內閣全體成員刷地站了起來，拼命朝他鼓掌。他們的歡呼聲連外邊的人都聽到了。有人帶頭唱起了《上帝保佑》一歌；獨唱變成了合唱，成了怒吼。他們還高唱許士尼格家鄉獲洛爾的起義之歌《安德里阿斯·霍弗》。街道上的熱情延伸至全國，產生了某種希望。甚至連巴黎也受到感染。次日，法國下院進行外交政策辯論時，法國外長宣佈，奧地利的獨立“是歐洲平衡不可分割的因素”；一個議員竟預言“法國的命運將由多瑙河的兩岸來決定”。

在奧地利全境，當地的納粹分子開始示威遊行。動亂的中心是格拉茨，在那裡在許士尼格演講過程中，市政廳樓頂升起了卍字旗。他們藐視政府關於不準舉行政治集會的禁令，宣佈了週末舉行有全國6。5萬名黨員參加的集會。許士尼格立刻作出反應，向格拉茨派出了軍隊，轟炸機和裝甲車。納粹分子只好龜縮一旁，取消了集會，但這也安慰不了許士尼格什麼。這次騷亂本應由賽斯—英夸特的警察部隊而不應由陸軍去平息的。

（3）

希特勒對奧地利的威脅恫嚇，也激怒了法國人。法國向倫敦建議，由兩國共同向德國發出照會，提出抗議。這個提議是於不吉的時刻抵達倫敦的。那時，安東尼·艾登剛剛辭職，外交部暫時無人領導。奧地利事件尚未激起英國公眾的熱情，而首相仍在致力於執行對德國的綏靖政策。再者，不斷貶低奧地利事件的意義的倫敦《泰晤士報》又在為張伯倫加油打氣，“從根本上說”，它發表社論稱，“兩個德語國家之間所能得到的最自然的東西，莫過於互相諒解”。戈培爾說，“奧地利是絕不反對日耳曼人的。”再沒有比他這句話更令人信服的了。

前一年秋，羅斯福曾對所有侵略者進行譴責。但是，連羅斯福這一行動也未影響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分毫。接著，羅斯福總統又提出了各國均對日本、德國和義大利進行“檢疫”的具體可行的建議。但這也未使張伯倫有所動作。羅斯福還派遣海軍作戰計劃處處長羅埃爾·英格索爾上尉前往倫敦，按總統的指示探索長期對日本進行海上封鎖的可能性。英國海軍部深表贊同，對英格索爾說，他們“準備封鎖日本的所有海上通道，封鎖的海域大致從新加坡起，透過東印度群島、新幾內亞、新希伯萊群島，至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以東。”

然而，1938年初，首相張伯倫拒絕了羅斯福的另一個建議，從而使這一計劃化為烏有。其時，羅斯福邀請英國參加一次國際會議，討論國際法的主要原則——後來，透過這次會議後，美國對被羅斯福私下稱之為“強盜國家”的真實性質有所醒悟。起初，總統對張伯倫之拒絕出席有點愕然，並未掌握英國此舉的全部含義。後來，事情不久便明朗化了；原來，英國之所以拒絕出席這次國際會議，是因為它不願參與“檢疫”，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歐洲。張伯倫的拒絕對羅斯福是個重大打擊，使他放棄了原來或許能阻止全球發生進一步侵略——因而改變歷史程序——的強硬的外交政策。相反，他允許美國恢復原來的孤立狀態。

於是乎，到3月初，大不列顛王國已鐵定要執行綏靖政策——已無可挽回。3月3日，英國駐德大使尼維爾·漢德遜爵士拜會總理府，通知希特勒說，英國政府原則上準備與德國商談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儘管漢德遜竭力裝作友善和絕對正確，“他那副十足的英國紳士派頭”，譯員施密特回憶說，“總使不能容忍‘雅士’的裡賓特洛甫和希特勒發怒。”

漢德遜整整花了10分鐘才把來訪的目的講清楚：真心誠意地要改善兩國的相互關係。他說，為了解決裝備限制和轟炸限制等嚴肅的問題，以及和平解決捷克和奧地利等問題。英國準備作出某些讓步。希特勒準備為歐洲安全和和平作出什麼貢獻呢？

在這個冗長的闡述過程中，元首彎身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皺眉。漢德遜說完後，希特勒生氣地回答說，支援許士尼格的只有一小部分奧地利人。英國為何堅持反對公平合理的解決，干預“日耳曼人的家事”？他突然採取攻勢，指責說，毫無疑問，法蘇條約和捷蘇條約都是對德國的威脅，德國要重新武裝的原因就在於此。因此，武裝限制的程度要看俄國人如何來定，而這個問題又被下述事實複雜化了：“人們既信任像蘇聯那樣的野蠻傢伙的條約，又信任一個野蠻人對某種數學公式的理解。與蘇聯簽訂的任何協議都是一文不值的。我們永遠不應允許俄國進入歐洲。”

他東拉西扯了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