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因素是宗教。日本皇軍給暴力冠以神聖的光環，使暴力具有一種文化上的必要性，這種力量絲毫不亞於在十字軍東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時期那種驅使歐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講演中，一個日本將軍說：“每一顆子彈都必須充滿帝國的風範，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須烙有民族的精神”。

幾乎沒有日本人懷疑其在中國的使命是否正義。一位曾參加過南京暴行的前日本士兵卡富白道說，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深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當然的統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伏秀的種族，控制亞洲是日本的使命。當一位當地的基督教士問他：“上帝和天皇誰更偉大？”時，他毫無疑問地回答：“天皇。”有一個比上帝還高大的東西站在自己一邊，日本軍隊很自然地走了下一步——認為戰爭，甚至包括隨之而來的暴力，能夠最終使日本及其受害者受益。一些人把暴行當做達到勝利的必要工具，這個日本的勝利能夠幫助所有的人，並在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下建立一個更好的中國。這種態度也表現在那些無情地毆打學生和士兵的老師和軍官身上，他們在毆打時堅持認為這全是為了愛護。

或許正是松井石根將軍在試圖粉飾日本侵華行為時總結了這種盛行的自欺欺人的“道德感”。在1937年去上海之前，他對支持者說：“我上前線並不是去與敵人戰爭，而是去撫慰（被打擊的）兄弟。”後來，他又談起入侵中國：

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戰鬥一直是“亞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爭。……在那些日子裡，我一直相信這種戰鬥是幫助中國人進行反思的一個途徑。我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憎恨他們，相反，我們太愛他們了。這正像在一個家庭中，當大哥對胡作非為的小弟忍無可忍時，為了使小弟行為端正，不得不嚴責他。

不管戰後歷史的程序如何，南京的暴行將永遠是人類的榮耀之中的一塊汙跡。但使這塊汙跡特別令人厭惡的是歷史並沒有為這個故事寫下一個適當的結局。60年後，日本作為一個民族，還在試圖埋葬南京的受難者——不是像1937年那樣葬於地下，而是要把他們埋葬在被歷史遺忘的角落。在這種無恥行為的掩蓋之下，由於很少有人試著記錄併為公眾系統地描述，南京大屠殺目前在西方几乎無人知曉。

本書的初衷是從日本顛倒黑白的宣揚者的貶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為南京數十萬死難者的無名之墓寫下銘文。它是一部對人性陰暗面的個人探索之作。南京的暴行留給我們很多教訓，其中之一是：人類的文明是多麼淺薄。也有人認為日本人是非常邪惡的——他們永遠是一個危險的民族。但在讀完幾箱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材料，瀏覽了浩瀚的世界歷史中古代諸多暴行的記錄之後，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其說日本在二戰中的行徑是由危險的民族性所致，倒不如說是在一個脆弱的文化中，一個危險的政府在一個危險的時刻將其危險的理論販賣到另一個與之看法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們應以慎重的態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闡明瞭人是多麼容易被鼓勵讓十幾歲的孩子泯滅天性，成為可怕的殺人機器。

從南京暴行得出的另一個教訓是大屠殺中強權的作用。那些曾研究了歷史上大屠殺的人已經指出，政府中的高度集權是致命的——只有某種意義上絕對的強權才會製造像南京暴行這樣的慘劇。在90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規模殺害（demo…cide）的泰斗R。J。拉梅爾（democide是他杜撰的術語，包括了種族滅絕和政府進行的大屠殺），完成了對本世紀和古甘暴行的系統、量化的研究，他引用著名的阿克頓勳爵（1834…1902，英國曆史學家。——編注）的一句話概括這個令人難忘的研究：“強權殺人，絕對的強權絕對地殺人。”拉梅爾曼現，一個政府越是不限制其強權，它就越容易因其領導人自妄想或精神上陰暗的衝動驅使，向他國政府發動戰爭。日本不是例外，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眾多暴行，如果不是難以避免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向專制制度發展的結果，是由軍隊和皇族控制的強權驅動整個民族，實現少數擁有大權者的病：目標所導致的。

我們還有第三個需要汲取的教訓，它或許也是最慘重一個教訓。它存在於人們在接受屠殺上那種可怕的悠閒之中，它使我們大家都成為難以置信的惡行的被動的觀眾。當年，南京的暴行曾佔據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但就在南京全城喋血之時，大多數世人卻袖手旁觀。國際社會對南京暴行的反應竟與最近人們對波黑和盧安達暴行的反應有著可怕的相似：在成千上萬的人令人難以置信地悲慘死去的時候，全世界只是在看著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