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動，所謂“室中人說是意在醜化我，心裡很不舒服。我卻沒有在意”，很難讓人相信。

楊沫對這段感情自然也不會泰然。她的方法不同，是對之進行重新書寫。在《青春之歌》中，進步落後之爭的音量被調到了最大。她強調了林道靜愛上餘永澤是因為感激救命之恩，當然還有他對自己抗爭的讚許和對海涅詩句的熟悉———“啊，多情的騎士，有才華的青年！”她還以全知視角描寫餘永澤的心理，一開始就是打算佔有、羈籠這匹“難馴馭的小馬”。為了讓後來林餘二人的分手顯得更自然，楊沫讓林道靜一直對餘永澤的甜言蜜語保持警惕，可是，保持警惕的林道靜為什麼還是會倒向餘永澤的懷抱呢？楊沫實在無法說清楚，所以林道靜在戀愛中的性格就顯得搖擺而分裂，簡直是弱智：前一分鐘還在痛斥餘永澤“跟你在一塊兒就不算寄人籬下？你別老對我講這些啦，你再說，我真懷疑你是乘人之危……”並且“嘴唇哆嗦著”，“竭力壓制自己的憤怒”，而且，她還“忽然發現他原來是個並不漂亮也並不英俊的男子”，可北大學生餘永澤一說“我愛你，永遠永遠地愛你”，道靜就“笑了”，聽起來像是中了迷藥。可是林道靜並不是個戀愛至上主義者呀！

在楊沫對這段感情的重新書寫中，餘永澤是與革命的正面敵人不同的另一個革命的對立面。他象徵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餘永澤並不是一個壞人，他對生活的幻想：“自立一家說，———學者，———名流，———創造優裕的生活條件”也無可厚非。他的錯誤也許就在於他在用“五四”的愛情邏輯來讀解林道靜：“愛可以改變一切，為了愛我們奉獻一切”，所以他認為林道靜和盧嘉川的交往是“有人在引誘她”，因為“天下只有愛情才能使女人有所改變的”。他滿懷著情人的嫉妒來看待林道靜和她的“革命”：“啊！在這樣清明芬芳的夏夜，她竟和別個男子親密地約會著、來往著。為了他，竟不要自己的丈夫回自己的家。”

餘永澤的直覺並沒有錯，林道靜確實愛上了盧嘉川，而且是“以革命的名義”，所以她才會將江華作為盧的替代（他們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導師）而接納為自己的情人。餘永澤不懂的是革命時期的愛情邏輯。一方面，革命要求將愛情理智化，千百年強調的忠誠、寬容等等美德只是必須粉碎的可笑禁令，就像白莉蘋略帶譏諷地對林道靜說的：“等著餘永澤給你掛節孝牌吧！你還想革命哩，連這麼一點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麼？———都不敢革，還說別的？”另一方面，革命是以狂熱誘惑狂熱，平靜的生活、穩定的家庭、與社會的妥協在這裡是沒有市場的，所以在林道靜看來，餘永澤這種“自私、平庸、一心只想著自己的生活”的男人如何能夠容忍？與餘永澤的相處讓林道靜明白了：

這就是在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條道路的“伴侶”是沒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著“情感”來維繫，幻想著和平共居互不相擾，這只是自己欺騙自己。

革命時期的愛情（2）

如果說，林道靜曾經也接受過餘永澤的愛情邏輯，“美麗無邊的大海，大海上的明月和銀波”曾讓她熱愛並懷念，那麼，她從革命中看到的是熱血和火藥，是燃燒的青春，這是與餘永澤的長袍和馬褂格格不入的。楊沫暗示，因為林道靜是“黑骨頭和白骨頭的混合”———她的母親是被地主逼奸的佃農女兒，所以她會在兩種道路徘徊，既不是像餘永澤那樣歸順“舊”，也不能像盧嘉川那樣全心投入“新”。“她既愛將來，又不能忘掉過去。在她的心靈深處，未來和過去是兩個相反的互不相容的極端，但卻同時在她心裡存在著、混淆著。”

餘永澤並不是沒有嘗試過去理解林道靜的愛情邏輯：“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個有著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應當理解她，原諒她。”為此他將譴責盧嘉川破壞他家庭幸福的信投入了火爐，“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業”。對於餘永澤來說，這確實非常了不得，因為他試著用一種新的愛情邏輯來推導問題，但沒有持續多久，當他想從槍聲中尋找林道靜時，他被一顆子彈嚇回了圖書館。也許是醜化，也許是事實，反正，那樣的生活不是餘永澤想要的，他最後用更古老的邏輯解釋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禍水！……”

據張中行交代，他和楊沫的結合是屬於他歸納的“不可忍”那一類，“不可忍”的特徵有四：一、一方，甚至雙方，想，或已決定，另築新巢；二、道德修養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見有大分歧；四、生活習慣有大分歧。張中行說他和楊沫除了道德修養方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