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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美國來說，打擊還不是那麼沉重。因為早在薩達特去耶路撒冷訪問之前，埃美就有所接觸。薩達特早就看到，雖然美蘇合謀控制中東局勢，但美國與以色列有著特殊關係，在中東問題上美國比蘇聯具有更大的發言權。他企圖透過美國對以色列施加壓力，來實現他的中東和平計劃。但他看到美國對中東和談的態度並不積極，才下決心親自出面與以談判。

薩達特的和平行動使美國感到吃驚，但也在意料之中。美國得知薩達特撇開美國，與以色列單獨和談的訊息後，大為惱火。自己棋盤上的棋子竟然活了，自行走動。美國領導人認為，美國是世界大國，應掌握中東和談的主導權，薩達特的行動是沒有把美國放在眼裡，是對美國的不恭。所以，它對埃及大喊大叫，要求埃以和談必須在美國的主持下進行。此後，卡特總統有意安排埃及總統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貝京在美國的戴維營舉行和平談判，其意義就是為了挽回面子。

薩達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對蘇聯的打擊最為沉重。因為蘇聯力求在中東長期保持“不戰不和”的局面，以便它亂中取勝，同美國爭奪勢力範圍。蘇聯唯恐薩達特與以和談導致阿、以關係的變化，使它喪失在中東擴張和滲透的機會，因而在聽到這個訊息時，勃列日涅夫氣得跳了起來，破口大罵薩達特，狠踢牆壁，狂怒之下打破了牆上一面鏡子。他不僅停止了對埃及的武器供應，而且還催逼埃及償還軍火債務和鉅額利息，取消了原定的對埃及的訪問，並脅迫東歐國家對埃及實行經濟和軍火封鎖。埃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在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之後，以色列總理貝京對埃及進行了回訪。由此開始了埃以和平程序。其後，在美國總統卡特的斡旋下，1978年9月埃及總統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貝京在美國馬里蘭州的戴維營舉行會談並達成了《戴維營和平協議》。1979年3月又簽署了《埃及與以色列和平條約》。從而結束了埃以之間持續30多年的戰爭狀態，雙方建立了正常的國家關係，贏得了國內和平建設的基本條件。最後，埃及終於以和平方式恢復了被以色列佔領達15年之久的西奈半島的主權。

薩達特的和平主動行動在當代中東史上是一個里程碑，引起了世界各方面的關注。諾貝爾和平獎金評議委員會和國際外交記者協會於1978年12月和1979年11月先後授與薩達特“諾貝爾和平獎”和“哈馬舍爾德和平獎”。

然而和平的道路是艱難的。

1979年埃以和約簽訂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自治問題上的談判中仍堅持頑固立場和吞併那路撤冷的蠻橫行徑，迫使薩達特不得不中斷埃以談判。1981年4月以後，以色列加緊襲擊在黎巴嫩的巴解組織營地，悍然炸燬伊拉克的核設施，使堅持“戴維營協議”和加速實現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薩達特處境十分尷尬。

中東十月戰爭後埃及經濟雖有所增長，特別是石油工業發展迅速，但薩達特許諾的經濟繁榮並未出現。加上糧食、住房嚴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少數人利用“經濟開放政策”大發橫財，統治集團內部“官僚主義”、“裙帶風”盛行。反對派利用這種形勢加強了對薩達特政府的攻擊。

另外，埃及的宗教界也強烈反對薩達特的內外政策。不少穆斯林極端分子，要求埃及建立伊朗式的伊斯蘭政權。1981年8月初，宗教狂熱分子在開羅總統府門前廣場舉行10多萬人的集會，提出宗教參政。

面對錯綜複雜的動亂局勢，薩達特採取了果斷措施，他在一週內就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會的宗教狂熱分子和反對黨的前政府官員。封閉了《呼聲》、《伊斯蘭文選報》等7家宗教和政治反對派報刊，解散了14個伊斯蘭教組織。宣佈4萬個清真寺由國家接管，規定在全國17所大學重新設定校園警察，開始在官員中調查反政府活動。

這次打擊的重點是伊斯蘭團體，但並沒有治服穆斯林，反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大逮捕的第二天，在阿巴斯地區的努爾清真寺發生了7000多人的遊行示威。群眾高呼“薩達特是真主的敵人”，要求撕毀埃及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條約，與以色列進行“聖戰”。其聲勢震動了整個埃及。

組織謀殺薩達特總統的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