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必須回去參與祖國的建設。我認為，我要為自己這樣做。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1）

1972　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個響亮的頭銜，被派到政府計劃委員會工作。我的工作很沒意思，除了看報整日無事可做。在向計劃委員會主任努爾伊斯蘭（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議之後，我終於辭職了，去吉大港大學做經濟學系主任。

吉大港大學位於吉大港市以東　20　英里，佔據著　1900　公頃貧瘠山地。這所大學是　20　世紀　60　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築師設計建造的，外表給人深刻的印象。大樓完全以裸露的紅磚建造，走廊開敞，房間寬大。但是，儘管這些現代建築令人觀感舒服，卻很不實用。例如，我到那裡時每個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間巨大的辦公室，但是其他教師根本沒有辦公的地方。作為經濟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將我的辦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們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這使得同事們都感到不舒服。他們覺得系主任有一個大房間是理所當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沒有坐的地方。

當時大學的處境很困難，教師們抵制升級考試，他們指責學生抄襲書本，或互相抄襲。許多學生曾加入解放軍（Mukti　Bahini），剛從戰爭中歸來。他們帶著槍，威脅說如果不馬上宣佈考試結果，就要傷害教師。

當時，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裡。父親准許我每天開他的車到郊區的校園去上班，每天都經過位於高速公路與校園之間的喬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圍那些貧瘠的土地，便問同事　H。I。拉蒂菲（H。I。Latifee）

教授，為什麼這些土地上沒種上冬季的莊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議去問問村民，結果發現，沒有用於灌溉的水。

我認為我們應該就這些閒置的土地做些什麼。任由一所大學周圍的地荒著是件令人羞恥的事。如果說大學是積蓄知識的地方，那麼這些知識中應該有一些被用於造福於鄰里。一所大學絕不應是一個孤島：在其中學術造詣越來越高，卻不與人分享。

我們的校園面對著一道山脈，每天早晨，我可以從教室看到小夥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過校園向群山走去。他們扛著鋒利的砍刀，日落時分，滿載柴火樹枝歸來。我突然想到，大學應該將那些荒山轉變為多產的莊稼地，這會給大學帶來額外的收入，給村民帶來就業機會，大而論之，為國家出產糧食。

我對那個村莊本身也越來越好奇。在學生的幫助下，我啟動了一個調查喬布拉村經濟狀況的專案。我們想搞清楚，村裡有多少個家庭擁有可耕種土地？他們種什麼莊稼？沒有土地的人如何謀生？這些村民有什麼技能？他們要改進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障礙嗎？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夠全年口糧？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貧窮？

對於貧困起因的分析，多將重點放在為什麼一些國家會貧窮上面，而非著眼於為什麼人口中的某一部分會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對於社會問題敏感的經濟學家們強調，窮人缺乏“應得的權利”。當時，我對於饑饉還沒有什麼概念，在以後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漸發現：出色的經濟理論家是不屑於花時間探討貧窮與飢餓的問題的。他們認為，當經濟總體繁榮時，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這些經濟學家將他們的才能都用在詳解發展與繁榮的程序上，而很少反映貧窮與飢餓的根源與發展，結果是，貧窮繼續著。

1974　年，隨著饑荒不斷惡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劇，我終於無法忍受了，去見了大學的副校長。阿布法扎爾（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會評論家與小說家，被很多人看作是這個民族的良知。

他很禮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為你做什麼嗎？”他問道。頭頂上的電扇慢慢地轉動著，蚊子嗡嗡作響，僕人送來了茶。

“許多人正在餓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談到這件事。”我回答說。

阿布法扎爾點點頭，“你有什麼建議嗎？”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請您向新聞界發表一項宣告。”

“噢，但宣告什麼呢？”

“號召全國和國家的領導們一起協力度過饑荒。我肯定，如果您領頭的話，學校裡所有的教師都會在您的信上簽名，那將會有助於動員起全國的輿論來。”

“對呀，”他啜了一口茶，說道，“尤努斯，你來寫那個宣告吧，我簽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當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