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描淡寫地說：“如今哪一所大學外面不是紅燈區呢？”

緊接著又有一名記者對武漢各高校進行了類似的調查，調查結果更加觸目驚心。一位踏入風月場所已有兩年時間的女大學生說：“現在武漢地區的女大學生中，至少有8％～10％從事這個行當，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計接近四分之一。這個比例在外語、中文、藝術和師範類的學生中更高。”一位計程車司機更是直截了當地對記者說：“到武漢找小姐，不如找學生妹，既有文化，又年輕，還不會有病。現在因為做這一行的學生多了，價格也下來了，比起賓館裡的小姐，學生只是半價。”

一位已經入籍美國的商人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大連的女大學生“坐檯”現象。這位商人身家過億，在珠江三角洲擁有近千畝土地，並開設了多家服裝生產廠，還在大連擁有現代化的水產品加工廠。他本是一個很愛國的人，每年都向東莞和大連當地的社會治安基金捐獻數百萬元，可是，他卻放棄了中國的國籍。以下是他那篇文章的一部分：

1997年夏天，我在大連參加大連服裝節，為了招待遠道而來的日本客戶，在大連最著名的萬達國際俱樂部宴請客人。酒足飯飽後，又陪同客人到KTV娛樂。萬達國際俱樂部的PR以素質高聞名，而且號稱從來不出臺。這天陪我們的都是大連某學院日語專業的女大學生，能熟練使用日語與客人交流，賓主都非常滿意。

或許是喝多了的緣故，一個叫加藤茂的日本商人突然對我說：“我想帶這位小姐回酒店，應該沒有問題吧？”我儘管是第一次來萬達，但來之前已瞭解了情況，就對他說不行，因為這裡的小姐們只能陪酒。不料加藤聽了我的話以後哈哈大笑：“她們只是不陪中國人而已，而日本人嘛，她們是求之不得的。不信我們打個賭？”

我只當是開個玩笑，於是就用中文問我旁邊那位舉止優雅的小姐：“您今晚可以陪我嗎？”由於我們進KTV包房後一直用日語交談，唱的也都是日語歌曲，在座的PR和服務員都以為我們全是日本人。忽然聽到我用帶著廣東味的普通話講話，那個“美麗”的小姐似乎大吃了一驚，下意識地連連擺手說：“不行，我從來不陪中國人！”

還沒等我反應過來，加藤已經一把將她摟到懷裡，用大坂鄉音濃重的日語說：“那麼我呢？”那個可恨的小姐竟然用十分標準的日語答道：“能為您服務是我的榮幸！”

熱血湧上了我的心頭，在這一刻，從來對日本人沒有偏見的我，幾乎想動手殺了加藤，但我更加痛恨的是那個“高素質”的大學生，她如此美麗，卻又如此下賤。她為什麼變成這樣，對自己的同胞如此蔑視（儘管我比加藤有錢得多），對外國人卻如此的崇敬？是什麼奪去了她在外國人面前的信心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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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學，究竟讀什麼》第三部分

笑貧不笑娼？

笑貧不笑娼？

伴隨著大學學費不但上漲，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不堪重負。有一些女大學生為了順利地完成學業，被迫用自己的（禁止）來賺錢。而更多的女大學生走上三陪之路不但是因為家境貧寒，而且還歸因於她們愛慕虛榮。

麗麗是成都某重點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已經做了兩年三陪小姐了。當記者問她為什麼會走上這條道路，她一邊抽菸一邊做了如下的陳述：

我是單親，我爸爸很早就拋棄了我和媽媽，媽媽供我讀書真的很累。你也知道我們女孩子花錢比較多，而且喜歡攀比，所以我一直很自卑。我們寢室有一個成都西門的，她是哈韓一族，整天在寢室裡說這是什麼那是什麼，我呢，則一直是那麼土。可能是我太愛慕虛榮了，我喜歡錢，真的。終於有一天，我在聊天室和一個男人說好，我陪他一個晚上，他給我500元。就這樣，我開始了。那男的是川大的研究生畢業，在高新區工作，很有錢的。此後，他把我的聯絡方式給了老媽子，以後她們經常勸導我，讓我想開一點。說真的，一個週末就能掙七八百，這是我原來想都不敢想的。幹了一段時間以後，錢慢慢的多了起來，我也慢慢的認識了其他幾個姐妹，我們在一起，花錢也就大方了起來。現在我已經完全習慣做這一行了。

錢固然是一種好東西，一個有錢的大學生可以買最時尚的手機和膝上型電腦、穿最流行的衣服、用最高檔的化妝品，只要有足夠的錢，開著法拉利跑車去上課自然就更爽了。可是，這一切都必須擁有嗎？很多沒有手機和膝上型電腦的大學生照樣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很多沒有用任何化妝品、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