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多，反正總理到哪兒，哪兒的電話多。決策毛澤東是中心，辦事周恩來是中心。決策幾句話就行，辦事可是沒完沒了的談判和電話。

周恩來每次談判回來，總要向毛澤東詳細彙報；毛澤東聽的多，想的多，說的話卻很少，往往是幾句話，講個原則和方向。

周恩來沒到莫斯科時，毛澤東曾表現過隱隱的著急，周恩來到達後，毛澤東明顯輕鬆下來，有時間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崙”了。所以毛澤東後來對赫魯曉夫講，“這個同志（周恩來）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

從莫斯科間來時，毛澤東自己一個車廂，周恩來、陳伯達、伍修權一個車廂，我也在這個車廂裡。這一路東行，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不同。

毛澤東一路看書，周恩來一路辦公。因為這一路多次停車參觀工廠，有許多具體工作具體事務要辦。周恩來忙，我們自然也跟著忙。我與陳伯達住一個包廂，陳伯達是毛主席帶來的。毛主席看書，他每天也是看書。我住上鋪，陳伯達住下鋪；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響他看書。他皺著眉頭說：“小何，咱們換換吧，我住上鋪，你住下鋪怎麼樣？”

我說：“行。”

周恩來聽說我和陳伯達換鋪，搖起頭說：“伯達年紀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還是叫他住下鋪吧。”

我說：“他跟主席來的，主席看書他也看書；我跟總理來的，總理事多我也事多。我跟他一個包廂，上上下下影響他看書。”

周恩來說：“那你就少往鋪上爬，多在我這包廂裡呆呆。”

這件小事我以為是很反映了主席與總理的工作關係。當然，總理並不只是執行，他實際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時的主要顧問。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

朱總司令因為年紀大了，解放戰爭時，中央五大書記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監察，軍事是由毛澤東負責，由周恩來協助。會議上這樣分工，實際上也是這樣做。儘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出，實際都是由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作出決策並簽發命令。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們都一致公認，周恩來是事實上的“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部長”。

可以這麼說：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任何戰略性決策或重大政策轉變，都是經毛澤東深思熟慮之後首創或首先提出來，即便是周恩來所最能表現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論是在總體上的冷戰外交還是具體的中蘇論戰等問題上，原則和方針主要都是出自毛澤東。

1953年12月31日，我國和印度在北京簽字的有關協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次年6月，我跟隨周思來出訪印度時，周總理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發表的聯合宣告中，重申了指導兩國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印度又到緬甸，兩國總理的聯合宣告同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指導中緬兩國關係的原則。

現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接受，認為是指導國家關係的最好最科學最正確的原則。人們也知道這是周恩來首先提出並說服尼赫魯贊同的。

但是，當年出訪印度歸來，大家興高采烈地慶賀訪問成功，向總理敬酒時。總理說：“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具體工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首先提出這個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為總理一向這樣，提起功績總是讓給別人。我們以為這又是原則性的“歸功於毛主席”，並非真有什麼直接關係。誰知總理看出了這一點，事後鄭重其事地拿出檔案：

“你們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開講了我們開展外交的指示思想：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周恩來放下檔案認真望住我們說：“是我將毛澤東宣讀的這份公告具函送達各國政府的。你們不要以為我只是說說而已，中國革命的每一個勝利，確實全靠毛主席的正確指揮。”

國外有些人把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發自內心的尊敬說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國內個別另有用心或糊塗的人也跟著這樣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親身經歷，所以也不可能理解總理。用現在時髦話講，叫做“缺少共同語言”。

周恩來與毛澤東共事半個多世紀，他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和堅信不移是在風雨實踐中不斷培養加深而致不可改變的。他對毛澤東的決定堅決照辦，說一不二，即便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種錯誤的決策，也堅定地跟著幹了，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