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籌謀之必要（如對付匈奴來犯），我們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為“錯誤”。可以斷言的則是，稅收與土地佔有有密切的關係，二者也需要與中樞行政配合。如是之牽扯構成中國宏觀歷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間之徵發，民不堪命是對以上情形而言，這已由司馬遷和班固提及。漢代尚賦予省級（郡）官僚相當的權力，他們可以選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親民之官，則始終缺乏封建體制裡領主與封域的密切關係。它的稅收為土地上之收穫的1／15（不及7％），人頭稅為每個成人每年120錢。再有兵役，可以令每個及齡壯丁赴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錢。對漢代國富而言，此稅率不能算是極苛，但是徵收時系全面的課予全民，不管農戶是否僅有田5畝。到了農村，稅則全部有條理的執行。武帝期間已有人指責，實付稅數超過法定“數倍”。此中有一蹊蹺，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視各地時，很多郡守因籌備供應不及而被責，兩個郡守甚至自殺謝罪。可見得在後勤方面講，上級已用最大的壓力加予下級，不僅到頭仍有不如意之處，而且理想與事實之間差距極大。

武帝去世後他的積極籌邊政策已被放棄。所幸不久之後匈奴也不能維持他們的團結。中國方面於公元前72年再遣發遠征軍及於草原地帶。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隨後降漢，接受了中國的名號，使漢廷再將邊防的衛戍減少。

外戚專權

可是在這些軍事行動中已產生了一個皇帝外戚得權的成例。劉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權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裡，他不能忘情於女色，因此而發生不少周折。在軍事行動中他對自己所寵信的將領賞賜過厚，而對其他人則處分過厲。總之，在徵匈奴諸役的過程中他集結了龐大的權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讓人代理。李廣為能將，得人心，漢軍及匈奴對他有同樣的敬畏，可是始終不得封賞。　在最後一次征戰之中，他被逼迂迴，終在行軍時失道。大將軍衛青，是皇后衛子夫之異母弟，揚言要報告皇帝聽候御前處分，李廣羞憤之餘，引刀自裁。但另一面，衛青的三個兒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親的軍功封侯。另外一個將軍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終受皇帝恩寵。各方傳聞前線將土飢不得食，霍去病行軍之廚車南歸時猶有剩餘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問。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將軍名號。後來此名號落在他異母弟霍光頭上，而霍光終生未帥兵出塞，可是卻成為朝政糾紛的中心。

武帝既歿，霍光為攝政，輔助一個八歲的小皇帝，如此13年，這髻齡的皇帝也未有子網而先歿。霍光與皇后商議之後迎立一位皇子為帝，才27天，他認為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廢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個後裔。他才18歲，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車之時表現著極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並沒有成就無人敢與之爭的權威。公元前80年他執行了一次整肅，反對他的一派多人被處死，包括前述執行武帝財政的桑弘羊。現存的史料根據當日朝廷紀錄寫成，內中指出這些人意在謀反，企圖罷廢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可見他們與霍光之衝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爭執和家室間的糾紛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當時儒家思想的薰陶之下，可謂深得人心。他在執政期間對武帝好大喜功的邊防政策有了明顯的收斂。在他主持國務的20年間，賦稅已經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開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夥有關鹽鐵專利政策的公開辯論。之後政府放棄了酤釀的專利。

皇權的性質

綜合說來，漢武帝劉徹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的作為的真意。即使千百年後，想要全部洞悉，仍至為不易。在討論他們的行為與個性之餘，很少人曾想及的則是，中國的皇位乃是世間無從合理維持的一種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腳踏兩條船。他不能如儒家之採取人本主義，也不能加法實之全部鐵面無私，而又要兼顧兩家之長。即在專制時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13萬個官僚去治理6000萬的人民，他所能憑藉的手段極少，而他解決問題的方法，一面須透過無數的矛盾與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權和氣魄。

一個帶有同情心的讀者可以領悟到天子之責為“天子”，乃是不意之間被命運派去處理一個局面。如果我們借彼觀此，可以想見密西西比河會更換河道而趨向弗羅裡達入海；一次旱災、蝗災會使愛荷華及堪薩斯全部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