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批准了黃克誠的請求，將黃克誠調到了軍團司令部，讓他當了一名秘書，主要督辦前委黨務方面的工作。

對自己先是被抓，然後又很快被放出來，黃克誠並沒有仔細思考內中緣由，畢竟是戰爭年代，哪裡有時間計較個人得失呢。

黃克誠毫不知曉是彭德懷在關鍵時刻救了他。彭德懷一向光明磊落、正直無私，因而也沒有向黃克誠談論此事。

這件不能稱其為秘密的“秘密”，在兩個人之間隱藏了二十餘年。

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這件事以一種證明他們兩人有“父子關係”的方式被披露出來，黃克誠才知曉此事。不過，那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對彭德懷救命之恩的感激，而是感到憤怒與受到侮辱。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將他與彭德懷之間純潔的同志關係、革命友誼玷汙了！

調到軍團司令部不久，黃克誠便被派往尋烏調查肅反打“AB團”的情況。

尋烏，地處閩、粵、贛三省交界，是一個較為富庶的邊貿小城。

毛澤東那篇著名的《尋烏調查》就是在這裡完成的。尋烏可以算是老革命根據地了，土地鬥爭開展得較早，群眾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熱情也很高，因而群眾基礎好；再加上當地黨組織工作紮實，群眾對紅軍十分愛戴。凡有部隊路過這裡，老百姓不但熱情歡迎，還拿出最好的東西招待紅軍。冬日的尋烏街頭，冷冷清清。

黃克誠帶領一個班的戰士來到尋烏縣城。

隊伍走在街道上，很少見到行人。偶爾有人站在房簷下，但是看見黃克誠他們走來，便唯恐避之不及似的關上了房門，就連擦肩而過的行人也對他們十分冷淡。

原來，蘇區各根據地都搞起了肅反運動，不少優秀的地方幹部被肅掉了。

尋烏也不例外，這裡打“AB團”鬧得人心惶惶，很多人無辜受難，老百姓對此心中有氣，十分不滿，所以就對紅軍採取了這種消極冷淡的態度。

黃克誠瞭解到這些情況後，心情十分沉重。

回到軍團部，他將在尋烏的所見所聞向軍團前委一一作了彙報，說到動情處，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悲憤，對前委領導們說：“我們不能再搞自相殘殺的蠢事情了！否則，我們將變成孤家寡人。”

黃克誠的這句話後來被應驗了。他在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發人深思的描述：主力紅軍長征之後，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無法堅持，這除了敵人的“圍剿”封鎖之外，還與打“AB團”擴大化而脫離了蘇區的人民群眾有很大的關係。

以後陳毅同志曾對我講起過，他說胡燦原來在興國一帶的人民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肅反中胡燦被殺，當地群眾無不病哭失聲，他們對這種做法非常不滿意。後來陳毅到了興國，當地群眾時他很冷淡，胡燦的母親還當面質問陳毅：“我兒子究竟犯了什麼罪？你們為什麼要把他殺掉！”問得陳毅無法回答。

1931年下半年開始，中共中央開始發出了反對肅反中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指示。

1931年12月，周恩來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在他親自主持下，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使肅反擴大化的趨勢一度有所抑制。就在這時，黃克誠再次被起用，被派往紅三軍團第一師擔任政治委員。

黃克誠懷著平靜的心情，走馬上任了。

其實，在戰爭年代裡，職務的大起大落是常有的事。不過，經過這一段波折，黃克誠更加堅信一點：不盲從，不苟同，無論身居高位還是身陷逆境，都應當一心為公，無私無畏。

轉眼之間，1932年來到了。

1月初，遠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發來了《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重彈李立三進攻中心城市、實行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老調，指示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急攻贛州”，繼而奪取吉安、南昌。

毛澤東反對冒險打贛州。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他力陳攻打贛州之弊，指出敵強我弱，貿然攻堅，勢必失敗。

然而，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受到排擠，他的正確意見被否定，主張攻打贛州的人佔大多數。

1月1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了紅軍攻打贛州的軍事訓令。

為執行攻打贛州的作戰任務，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建了主作戰軍和支作戰軍。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主作戰軍，由紅三軍團擔任主攻，紅四軍負責打援：支作戰軍，由江西、閩西軍區六個獨立師組成，負責遊擊、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