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任何分發恩惠給那些除了選票便一無所有的民眾的政府機構一樣，WPA也經常被指控收買善意，但WPA對選票往往緊跟利益這一邏輯保持著異乎尋常的警惕，它的高層似乎一直牢牢地捂緊自己的錢包，並保持著乾乾淨淨的記錄。然而，地方僱員未必總是這麼小心。在1938年的選舉中，WPA工作人員在賓夕法尼亞、肯塔基和田納西等州所搞的一些活動，導致了很多不利的關注，以及1939年7月“哈奇法案”的透過，約束聯邦政府所任命的官員從事“有害的政治活動”。

在WPA和PWA的注水泵機制下，私人企業一直落在後面。儘管聯邦的建築費用從1925～1929年間的億美元躍升到了1933～1938年間的億美元，但在後一時期，私人企業的建築從未達到過大蕭條之前的數字的一半。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所資助的一項細心的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聯邦公共工程對國民收入和商業活動總量的滋補效果小得令人失望。因此，注水泵機制的經濟成果往往證實了這一時期新政批評者們的觀點：讓新政支持者感到滿意的，僅僅是提升了僱員們計程車氣。

公共工程計劃當然並不完美，其設計也不盡合理。像老百姓自己一樣，行政部門也不願意承認救濟已經成了一個長期問題。計劃中很多的權宜特徵，以及它的關於聯邦義務的優柔寡斷的理論，就源自於這種樂觀主義。事後看來，WPA花錢大手大腳，應對緊急救濟靈活迅速，按說應該在花錢謹慎、把聯邦政府與私營企業捆綁在一起的PWA之前出現。然而實際上，馬車卻出現在馬之前。

1936年的競選使整個新政在政府的觀念中處於顯要位置。的確，行政部門的活動似乎因為其規模和多樣性，而提供了一個容易受到攻擊的靶子。在這裡，也就是山姆大叔不斷為下面這些活動融資：商品的購買和出售，航運和鐵路的運作，管理通貨和試圖控制價格，生產和銷售電力，銷燬和儲藏農產品，教農民如何耕田種地，監管學校兒童的飲食，排幹沼澤，買賣不動產，贊助文學、戲劇、藝術和民間舞蹈，而且，一直在畫赤字財政這個不斷擴大的圓圈。反對派把他們的槍口轉向了新政的家長式作風，其集中的權力和壟斷的形成，階級對抗的結盟，以及向“神意政府”漂移，這樣的政府，可以在晚期階段的俄國、德國和義大利看到。在政府充當監管者的體制之下，總是潛伏著這樣的危險：當做“公共利益”來誇耀的東西，實際上會變成一個集團的利益——如果不是實業家、銀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那麼便是農民、工會勞工或者一大幫無用之輩的利益。

米德爾頓出版社的編輯打磨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任何一個人，只要他願意苦幹並節儉，善用他的空閒時間，他就能夠登上頂峰。這就是美國的方式，它在今天就像過去一樣正確。”嗅到了復興的春天氣息，很多上了年紀的美國人便本能地轉向了自力更生這株老樹根。這些人說，從來就沒有人“透過每週工作40個小時”登上頂峰。戴爾？卡耐基的《如何贏得朋友、影響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出版於1936年，註定要成為非小說類的暢銷書，到最後共賣出了300萬冊，它來得就像一縷給人帶來靈感的推銷術的微風，這股風從蒂莫西？謝伊？阿瑟和奧裡森？斯韋特？馬登吹起，一直吹了很多年。而且，在這一年，美國製造商協會資助了一系列電影短片，批駁各種“主義”和做瑣碎之事的不斷增長的成本，拒絕承認機器消滅的工作崗位比它創造的就業機會更多，尤其是提升《憲法》的威信。

在克里夫蘭市開會的共和黨領袖們在參議員阿瑟？H。

第四章　公民及其政府（9）

范登堡的話裡發現了他們的團結紐帶：“我只屬於一個集團，它只有一句口號——阻止羅斯福。”然而，這一政綱透露出了對新政服務型政府的觀念所作出的重大讓步。儘管它把“我國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做是經濟安全的防波堤，但共和黨也承認，社會有責任“對非自願失業和老年人的依靠提供某種保護措施，以此促進人民的保障”，並要求聯邦政府為各州養老金的制度和配套資金制定標準。此外，“必須為貧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儘管公共工程與救濟、政治與救濟已經更清晰地分離開了，救濟的主要責任已經落到了非政治性的地方機構的肩上。應該以下列方式幫助農民：為水土保持支付津貼，提供充裕的信貸，非生產性土地退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