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鄧九強和謝秋旭，是牛根生的生意夥伴，前者是提供冰淇淋、牛奶工業裝置的呼和浩特市輕工機械有限公司的老闆（後來投身“蒙牛”做了副董事長）；後者是以前給“伊利”後來給“蒙牛”印牛奶、冰淇淋包裝盒的潮州陽天印務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謝秋旭在公司中的身份更加複雜和獨特。這是後話。

其他人大都是原“伊利”公司的管理與技術人才。楊文俊先前在伊利負責液態奶的生產，亦因為被認為是牛根生的嫡系，又因為截留了貨款為工人發放獎金，雖然他自己分文未取，但還是被排擠出原來的單位。幾年後他在牛根生辭去內蒙蒙牛總裁職位後接此大任；

孫先紅，原任伊利廣告部主任，在蒙牛時，因為策動“超女”等市場營銷事件而聲名大振；

有一個人不得不單獨提及，那就是原任伊利黨委副書記的盧俊。牛根生說，“公司兩萬多人，我只請過一個人，那就是黨委書記盧俊女士。”邀請盧俊加盟，除了牛根生要保證政治正確外，更有意味的是，盧曾出任內蒙古自治區證監會黨組成員，內蒙古產權交易所所長。

牛根生出資180萬元。這是他將手中的伊利股份拋掉籌得的錢。這時候，牛根生除了一輛捷達車，就剩下十萬塊錢了。

當時，牛根生和同伴們轟轟烈烈的“融資”，驚動了當地的執法部門，險些被以“非法集資”的名義凍結全部款項，所幸最後化險為夷。

牛根生後來說，當時實際參股者有40多人，但礙於當時自然人股東超過10個就會影響上市的規定，公司進行了特殊的安排。但投行人士說，當時國家並無類似政策規定。

但牛根生說的許多人跑來想把錢投給蒙牛倒是真的。看好牛根生的經營能力是一方面，想著如果蒙牛能上市，手中的原始股成倍升值也是大家投錢的動力之一。募股的訊息一出，有人就提了一塑膠袋錢，汗水津津地出現在蒙牛53平方米的民宅辦公室。這是一個透明塑膠袋，裡面的錢清晰可見。整整28萬元。

來人叫陳和義，牛根生在伊利時，他是大同的經銷商。他拿來的錢一部分是自己的，一部分是借來的。他認定投資牛根生的企業不會有差池。

儘管當時蒙牛非常缺錢，但牛根生還是堅決不允。最後留下10萬元，退回18萬元。

還有一位富豪張口就要入500萬！——不收。退而求其次，300萬——不收。100萬——還是不收，最後只收了30萬元，搞得對方很是不爽。

牛根生心裡有他的盤算，稀釋股份將給公司控制權帶來巨大的隱患。他一定要控股自己的企業，哪怕是相對控股。

到了1999年6月10日，蒙牛有限責任公司變更了營業執照，股東由3人變更為10人，企業法定代表人由白英變更為牛根生。

改制後的蒙牛採取了“先建市場，後建工廠”的策略，迅速被市場接受，並開始了高速狂奔！

1999年銷售收入只有3730萬元，同業排名第119位；

2000年，實現銷售收入2�47億元，同業排名第11位；

2001年，實現銷售收入7�24億元，同業排名第5位；

2002年，實現銷售收入16�68億元，同業排名第4位；

伴隨著高速增長的是蒙牛對資金需求的衝動，並由此走上了先私募後公募的資本運作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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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上的《星戰》奇蹟（1）

大摩與蒙牛的故事到今天實際上還沒有講完。美國好萊塢喜歡拍續集，盧卡斯的《星戰》系列便是最好的樣本。每一個故事都給下一集留下懸念，每一次，盧卡斯都延續了前一次的成功。這是美國式的商業狡黠。

蒙牛資本故事的續集值得人們期待。

而這一次與大摩一同走紅地毯的角色更聲名顯赫——華爾街著名的野蠻人，老牌正宗的槓桿收購天王，私募股權基金KKR。當年《華爾街日報》的兩名記者布萊恩·伯勒（Bryan　Burrough）和約翰·希利亞爾（John　Helyar）所撰寫的《門口的野蠻人》令KKR一夜成名。

這本被視為投資銀行家教科書式的著作，再現了華爾街歷史上最著名的公司爭奪戰之一——對RJR納貝斯克公司的爭奪戰。在這場戰役中，四家公司參與競標，KKR公司最終以250億美元獲得了RJR納貝斯克公司的控制權。在這場收購站中，KKR動用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槓桿收購，使用了各種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