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重新整理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託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業巨頭。

第二個與此頗有關係的爭論是，中國到底是否應該走重型化的道路？這場爭論的主角，是國內兩位元老級的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和吳敬璉教授。厲教授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化”開始顯露端倪。這裡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裝置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從政府到企業，都應該在戰略佈局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順應這一趨勢。

吳敬璉則對厲以寧的“重型化階段在中國不可逾越”論提出異議。他認為，經濟結構在向重型化工業方面轉化，其調整的主力其實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原因有兩個：其一，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其二，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的資源。吳教授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現在政府在那裡紛紛投資、紛紛參與是不對的，而且，現階段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不應選擇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產業和小企業的發展。

厲以寧與吳敬璉觀點的對立，事涉中國經濟的成長路徑，也對日後評判鐵本事件有宏觀上的參照意義。

當戴國芳在常州的長江邊為他的鋼鐵夢想激動不已的時候，中國經濟界和傳媒界正展開著這兩場與他干係很大的討論。可惜他無暇關注到這些艱澀的“書生爭論”。他平日很少讀書看報，一位相熟的北京專家曾把《中國企業家》上的那篇文章帶給他看。專家最後說：“如果你的專案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國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戴國芳憨憨地笑了。他沒有聽出“如果”那兩個字裡隱藏著的萬千玄機。

戴國芳的一句“趕超寶鋼”，在一些人聽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鋼鐵，對於一個現代國家而言，曾經意味著一切。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個國家的鋼鐵生產能力幾乎是國力強盛的象徵物。冷戰期間，美蘇對抗在相當長時間裡其實是一場關於鋼鐵的競賽，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提出了“鋼鐵就是一切”的口號，而美國在鋼鐵工業上的投入也不遺餘力，很多年裡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鋼鐵大國。

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對鋼鐵也情有獨鍾。在綜觀天下大勢後，他總是以鋼鐵為最重要的指標，並尊之為“鋼鐵元帥”。正是基於如此濃烈的鋼鐵情結，毛澤東提出了“以鋼為綱”的國家戰略。1959年，他提出“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在這一趕超目標下，他發動了“大躍進”，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

1978年，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新帷幕，國門開放，百業俱興，第一個被引入中國的大型專案，便是上海的寶山鋼鐵廠。這一年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的中心議題，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就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後，總投資達214億元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根樁，它被國內外輿論視為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工程。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鋼鐵工業一直處在快速膨脹的階段，年均產量增長超過20％，1992年，中國的鋼鐵產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

2001年之後，工業化和城鎮化程序的加快，進一步造成了鋼材的全面緊缺，中國全境再掀鍊鋼狂潮。大型國有鋼鐵公司紛紛宣佈投入鉅額資金開建新專案，地方的中小型鋼鐵工廠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鋼鐵業原本是一個鉅額投入、長期產出的行業，可是在旺盛需求的拉動下，它竟成了一個可以短線投機的暴利型行業。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流傳著“五個一”的說法，“1噸鋼只需投資1000萬元，100萬噸的產能只需1年建成，1年就可收回投資”。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讓其他行業的人聽來近乎傳奇，就連一向被視為暴利行業的房地產業的企業家都覺得不可思議。萬科地產的當家人王石在自己的部落格中寫道：“請問我們的企業家，你們當年搞輕紡和一般製造業的時候得多少年收回投資？現在搞重化工業投資竟然提出1年回收，那不是投機是什麼？”

有資料顯示，2002年前後，全國的鍊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