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更需要弄頂保命鋼盔，護住自己的一顆腦袋了。

當然，要選鋼盔就得選個合適的，否則比沒有更糟。唐代名將郭子儀收復長安時，扮演鋼盔角色的是唐肅宗的兒子廣平王李俶。這位後來也當上皇帝的王子只管政治鼓動，軍事問題一概放手，成就了郭子儀的大捷。可稍後的鄴城之戰，鋼盔扮演者變成了太監魚朝恩。這位仁兄能耐不行還特喜歡指手畫腳，結果弄得郭子儀連指揮位置都找不著，最終幾十萬唐軍在劣勢敵人面前一敗塗地，連兩座都城都丟了。鋼盔的作用是護著上頭，兜著下頭，是防禦性的，如果這鋼盔也跟刀槍劍戟一樣到處扎人，那就比沒有還糟了。

如果您膽子更大，還可以學戰國田齊的司馬穰苴，拿國王配發的標準型鋼盔—寵臣莊賈—開刀立威。

不過這可是高難度動作，首先這鋼盔自己得犯事兒；其次這皇帝腦筋得明白。倘這兩件事有一件沒把握，我勸您啊，還是好生戴上鋼盔，自個兒悠著點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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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

《三國演義》裡有一出“公子劉琦三求計”，說劉琦害怕繼母蔡氏加害，向諸葛亮求自保之計。折騰再三，諸葛亮才說出“君不見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內而亡”這句話，建議劉琦找個機會要求下放地方掛職鍛鍊，從而避免留在首府荊州，遭到蔡氏的謀害。

諸葛亮出這主意，是因為當時荊州的主子（姑且稱之為土皇帝）、劉琦的親爹劉表並無害劉琦之心，劉琦需防備的只不過是蔡氏的暗害。但就皇帝公關學而言，出外避禍未必安全，甚至可能是死路一條。

南朝劉宋的大臣蔡興宗曾感慨皇帝脾氣暴虐，在首都做官人人自危，十分鬱悶，他的幾個外甥就勸他找機會外派，他毫不猶豫一口回絕。結果幾個外派的外甥在後來的內戰中先後喪命，留在危機四伏首都的他不但逃過歷次大清洗，還升了官，封了公爵。最危險的地方，結果反倒最安全，這是什麼道理？

封建時代講究的是人治不是法治，皇帝的意思就是法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您只要不跑出國境，下放到哪兒，不還是在人眼皮子底下嗎？有好多禍事其實可大可小，皇帝可能為一時不開心要宰你，也可能忽然想通了要饒了你，關鍵是，你得有化解的機會。留在首都，留在皇帝身邊，這化解的機會顯然會更多，逢凶化吉的機率也更大些。

更重要的是，玩政治總難免有幾個政敵，政敵總難免給皇帝進進讒言，打打小報告，您留在皇帝身邊，就有解釋的餘地，否則很容易讓那些恨不得踩著您往上爬的傢伙拍得萬劫不復。戰國時秦國大臣甘茂即將出徵，擔心一旦不在首都，國王會聽信讒言，後來果然差點因此誤了大事，這就是個典型的反例。

您也許還會說，我在外地，萬一皇帝真要宰我可以武裝自衛嘛，再不行可以逃跑嘛。

您又傻了不是：皇上多大權威啊，這首都和外地有區別嗎？他就能調動首都的兵？沒準您當個市長，想武裝自衛，那皇上一道檄文“誰殺了這反賊誰就是那新市長”，您還沒等把檄文瞅明白，就得讓正憋著提幹的警衛人員給弄死。

劉宋時候大將蕭道成（後來南齊的開國皇帝）也想外出避難，幕僚紀僧真就勸道，您離開首都，皇帝如果不高興，一道詔書說您是叛徒，您不是就真完了嗎？

瞧，就這麼檔子事。

回頭說申生和重耳吧。申生並非因為留在首都才危險，恰恰相反，他多次被派去遠征。大臣狐突、裡克都曾評論說，他總不在國君晉獻公身旁，才讓讒言輕易得手，後來他被誣陷、被逼自殺，也並非沒有機會逃跑，而是自己不願身敗名裂地苟活。再看重耳，他待在遠離首都的蒲城，可是國君要寺人披*他，給3天限，人家兩天就殺到了。後來他流亡19年，丟了倆老婆，有時候慘得連粥都喝不上。要不是那時候還有“外國”，他能不能活命都說不好，又哪裡談得上“在外而安”呢？

聽皇帝公關學一句話吧，最危險的地方其實最安全，不論您想的是自保還是進取，待在皇帝身邊，都是風險最小、利益機率最大的優選方案。

有些事不能太積極

曾經有人總結皇帝公關學要點，說出“功莫大於勤王”的話來，這話其實就對了一半：勤王固然是大功——皇上有麻煩才要人去“勤”，您不怕自己惹上麻煩，去給皇上解了麻煩，這功勞自然小不了。但在皇帝公關學裡還有比勤王回報更大的投資專案：擁護一個新皇帝，把原來那皇帝給趕下去。

您想啊，本來人家就是個看著別人當皇帝眼饞、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