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鳴鶴無奈搖了搖頭，他是來考試的又不是置氣的，再說總歸是他調戲在先，便不理會那男子，只是提筆謄抄。

過了一刻，皂隸又是舉起長柄牌，如今牌上貼的是，“裁冗官論”，這是一道論題。

秦鳴鶴考前便知，府試只考本經一道和論一道，如今皂隸再舉牌，說明有考生早已做完了本經題。

果然是不能和古人比啊，秦鳴鶴甩了甩有些發酸的手，又提筆在草捲上寫下論題。

秦鳴鶴放下毛筆，細細算了算，明朝立國至今已有一百三十餘年，宗室繁衍昌盛，從洪武年間的五十八人（親郡王）到弘治初年的二千餘人，增加約有四十倍。（明史彙編）

而弘治朝，文官時有二萬餘人，武官八萬餘人，與洪武比較又增加四倍有餘，賜蔭官、帶俸閒增加竟是十倍有餘，在地方上一個縣的衙役有時竟多至五百餘人。（論文，明代吏員制淺析）

而在成化年間，又開始大大增加傳奉官，竟使得吏部尚書尹旻等“無旬日不赴左順門侯接傳奉”。（明憲宗實錄）

在成化二十一年，因星變之故，石巍等人劾奏李孜省並彈劾傳奉官，稱其為“招天變之甚者”。（石巍傳記）

在弘治年間，又在太常寺、大恩寺、通政使司、太僕寺等增加傳奉官近三千餘人。（孝宗實錄）

而據邸報中戶部所奏，“時有地畝四萬萬二千”，（後湖志）而在洪武則是一萬萬，增加不過四倍，人口卻比洪武少了八百萬，何其荒謬。

國家財政收入還有商稅、鹽稅、茶稅等做補充，可是相較洪武而言，卻是難上太多。

說實話單從冗官入手，對國家的財政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只想著節流而不去開源，財富總有用盡之時。

不過秦鳴鶴不會也不想寫開源之法，單就事論事即可，沒必要惹了文人士紳拿他做法。

蘸墨寫道，

“設官分職詳於周禮，其時官有三百六十，自天官冢宰以降，里胥黨正悉有專責，無一可裁者。

越及暴秦古制不復，漢唐而後捐納例開，至皇朝，官弁集於京師者動以千計，胥吏苟於州縣輒以萬計，上以耗國帑，下以剝民財，日侵日削而國家亦因以坐受其空匱矣。

蓋以天地之生財有數，國家之歲入有經，故而終歲應辦之計者，首歲之倡。

蓋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之用，冗員驟而雜泛以升，則未免厚斂重取，以至於困敗而不能自振。”

.......

最後寫道，“裁所可裁，裁所必裁，不以太簡廢國是，不以太繁空國儲，國少一縻廩祿之人，則少一撅民脂之人，庶幾爾，民豐國阜，當可培萬世基業”。

其實寫了半天就是一堆空話套話，半點實質內容也無，什麼是裁所可裁，裁所必裁？唯上也！

秦鳴鶴細細審查一遍，見無錯處，便開始往正捲上謄抄，等他抄完已經有十餘人交卷，他也不想空耗，索性再檢查一遍，無誤後也招了皂隸交卷。

皂隸舉卷在前，秦鳴鶴在後，他見前幾個學子施禮後便退到門外等候，他也對著府臺老爺長揖施禮後倒退著出門。

不曾想，龔弘看了正卷後，輕聲留人，秦鳴鶴只得又前趨幾步到了臺下，靜等龔弘提問。

“治春秋？”龔弘挑眉。

“是，學生自四年前開始跟隨先師治經”，秦鳴鶴隱晦的點明自己的身份。

龔弘取了硃筆在正卷畫了一個長圈，時有點頭，時有微嘆，不過一刻便已批閱完畢，在卷首畫了個圈。

“可有他解？”龔弘問了一句，臉色靜穆。

秦鳴鶴知道，龔弘是看出來其中之意。

也是，龔弘乃成化十四年進士，又為官多年，豈會不知其中隱意。

此題按照《左傳》的意思和時代環境來說，正解應該是，“君聖臣忠，上明下直，以堯舜之為君，效伊尹、周公之為臣也”。

畢竟以《左傳》所言，乃夷皋之為君不正、不明、不賢而招致殺身之禍，和趙盾沒有一毛錢的關係。

畢竟弘治一朝孝宗帝對士大夫的諫言近乎聽之從之而改之。

而秦鳴鶴的破題又是依據歷史資料考證出來的，提出的觀點是君臣恪守其分，有德遵德，無德遵法，無法則遵常例，不得僭越，是堅定的保皇護法派。

再根據文中對趙盾近乎鞭屍的批判，結合“不復仇，非子也，不討賊，非臣也”，又可以說是具有大復仇思想，屬於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