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各夢周公去訖，或是留給潛意識去做烏托邦式的社會改革了。

歷史系畢業後，我開始做預備軍官。一年半的軍隊生活更凝固了我個人的思想與悍氣，我在野戰部隊中吃過一般預備軍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堅強。快退伍的時候，姚從吾老師正好做“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講座教授，問我願不願意給他做助理研究人員，我那時正愁走投無路，當然表示願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軍艦，九天以後，又回到了臺大。

臺大那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走回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過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飛遠揚。我徘徊了一陣，在學校附近找了一間小房，四個榻榻米大，矮得雙手不能向上舉，我訂名為“四席小屋”，頗得俯仰之樂。晚上從研究室走出來，整個的文學院大樓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負，忍不住要嘆一口氣。有時候，陳寶琛那兩句詩就從我嘴邊冒出來，正是：

委蛻大難求淨土，

傷心最是近高樓！

我的“四席小屋”地處要津，每天客人不斷，最多時候一天有十四個客人，附近環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雖在陋巷，但自己卻先“不堪其擾”起來。熬了四個月，決定下鄉。選來選去，在新店選到了一間小房，背山面水，每月兩百元，於是我裝滿了一卡車的書，開始搬家。

新店鄉居是我二十六年來最淡泊、最寧靜的日子，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給了我深刻思考的機會，在青山裡、在綠水邊、在吊橋上，我曾細想我該走哪一條路，怎麼走這條路。

我從小在北平長大，文化古城與幼時環境使我在智力上趨向早熟，我在六歲時已能背《三字經》，十歲時已遍讀《水滸傳》等舊小說，十一歲時已看過《黑奴魂》（《黑奴籲天錄》）等翻譯小說，小學六年級時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實驗室，並做了全校圖書館館長。

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臺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其中有許多東北史地的材料，因為那時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東北志”！藏書中還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是我初一時買的，我萬萬沒想到在七年以後，我竟在李先生的課堂上，用這書做了教本！另外還有一冊鄭學稼先生的《東北的工業》，是我小學六年級時買的，我也萬萬沒想到在十四年後，我竟被這書的著者大罵，直罵到我的“令尊堂”！）這些早熟的成績，使我很早就對教科書以外的事務發生極大的興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優宗周之隕”的孤憤。

初二以後我就讀臺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時間全部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可以鑑定一本書是上海哪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長大，也慢慢對中學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觀環境來說，我總覺得我所經驗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平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裡，我認為北平的中學生不像臺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就主觀感受來說，我讀的課外書愈多，我愈覺得中學教育不適合一般少年的個性發展，更不要提高IQ較高的學生了。中學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著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時候就給《學生》雜誌寫過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裡，我曾對杜威那種“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著極強烈的憧憬，這種憧憬使我在有著強烈對比的中學裡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決心不想拿這張中學文憑。

以“在野”之身，我開始嚮往臺大，嚮往大學教育會帶給我一點補償或安慰，一年以後我走進這個學校的校門，呼吸著遠比中學自由的空氣，我一度感到滿足。

可是，很快的，大學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謂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過之，尤其是我身歷其境的文法學院，其荒謬、迂腐已經到了不成樣子的地步，六七個大學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師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準；而法律系的一些師生，卻連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學院裡生活，可是卻對學院的空氣感到十分不滿，大學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