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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還想說兩句關於香港的題外話: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從最開始就借鑑了太多的香港模式。我本人並非學經濟的,沒有能力去客觀判斷這種做法正確與否。但是直覺告訴我:長期這樣下去絕對不行!香港地少人多,沒有立足之本,說得直白點就是“只有投機才能生存”。那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名號,很多中環上班的西裝友都明白,說得好聽點其實是“國際避稅中心”,說得不好聽點就是“國際洗錢中心”!如果不是封閉了幾十年的中國需要一個透氣的“視窗”,香港不要說上海,連廣州都比不上……這樣一個靠投機起家的經濟模式,這樣一個客觀上犧牲了10億人民幸福換來500萬人優裕生活的經濟模式,他媽有啥好借鑑的?香港有句俗語“厭人窮憎人富,人情涼薄”,說的就是他們自己,也是普通港人對香港經濟社會的反思……這樣一個畸形的經濟形態,高地價高樓價,人人炒股瘋狂投機,波峰低谷來回過山車,老百姓週期性的被“洗劫”,香港出於自身的條件所限而被迫選擇這種模式,無可厚非;但是中國大陸為什麼要去學?……我雖然知道答案,但是我沒有資格評論,因為我自己都在給總BOSS做事,只能留給時間評說。
回大陸後,我和Pauline在廣州呆了幾天,然後她回上海去見陳原,我回成都。我們的工作並不需要隨時在辦公室待著,沒有任務的時候,各自回家做些research還挺不錯。
後來數年我的工作就一直是這樣:香港北角那邊沒有case過來的時候,我把行頭收拾好,放在廣州天譽花園的一個套間裡,然後換上T恤牛仔褲回成都。在成都是一個放鬆和休息的階段,我故意不嫌麻煩的這樣來回跑,為的只是讓自己不要太“脫離正常生活”。但其實後來發現根本沒用,不可能放鬆的下來的,這一行是90%的research + 10%的attack……
不過還好,在成都這幾年透過一個BBS認識了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和你們在一起的日子很開心,謝謝你們!^_^ (知道你們正在看,看完誰組織一下今晚的飯局?)
大約過了半個月,我突然接到鄧蒙的電話“有件事情想給你說一下?”
我問“什麼事?”
他很長時間沒吭聲,然後嘆口氣“你能不能馬上到上海來?我們見面再談”
“好!”
閘了電話後我仔細想了想,明白了:鄧蒙一定是碰到了什麼不願意讓Christy知道的難題,所以想先和我說,畢竟我現在是Christy在大陸的代理人。而且沒有猜錯的話,Pauline一定已經和鄧蒙見過面了,是她讓鄧蒙給我說的。
等了半小時,Pauline的電話果然過來了,不出所料,是大問題“鄧蒙那裡現在只剩他一個人了!”
我想了想,開口“告訴鄧蒙別亂動!別讓北角上海辦事處的那兩個女人知道他那裡出問題了!”
北角上海office有兩個MM,都他媽是騷女,年齡不小又沒成家、嚼舌頭吊凱子是主要日常生活的那種。這兩個女人都是Christy的舊相識,兩個一前一後做過Christy以前在上海投資的一家公司的總秘。她們的level比起Sandy來簡直他媽差太遠了!先開始老子一直對Christy的這種做法有點怨言,這種典型cheap girl還留著做什麼?她們又不知道北角的真實身份,就是兩個office花瓶,他媽上海遍街都是……不過後來我漸漸明白了Christy的用意:北角在大陸的兩個辦事處,本來需要的就是這種無腦MM。像Sandy那種女孩子是不能用的,太精明能幹的MM內心不安分,作這種混日子的“後臺人員”反而容易出事!
我立即上Ctrip定了2張票,然後收拾好東西往機場趕,在計程車上給陳原打了個電話“去和Pauline碰頭!”。晚上7點到了廣州,以最快的速度衝到天河,上樓換好衣服,揣上三部手機(廣州上海成都不同的卡)和那本老鷹國的綠色護照,鎖門,下樓,打車,再衝回機場,晚上10點過的時候爬上了到上海的末班機。
和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已經半夜了。這個南京東路上的寫字樓裡只有我們一家還亮著燈。我隔著玻璃看看鄧蒙辦公室外面空蕩蕩的工位,問鄧蒙“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