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是官迷不假，可那是以前，自從他被派到江南搞文物倒賣之後，徹底掉進了商業實用主義的大染缸，高官顯貴當然是他的理想，可跟到手的實惠相比，他實在難以取捨，實用主義告訴他，攥在手裡的才最重要。

我發現周延儒拍馬屁的功夫見長，“愛卿能這麼想，朕深感欣慰，江南之事朕心中已經有了想法，少不得要愛卿勞累，愛卿先回去休息，過幾天朕另有重任交付給你。”

對江南，我確實有了籠統的想法，是後世那個鄧大偉人啟迪了我，特區，對，將江南劃為特區，北京地區已經可以切實的貫徹我制定的改革方案，江南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掌握了江南則把握了重要的命脈，而我現在也有了為數不少的新軍和嫡系部隊，手絕對能伸到江南去。

這個體弱多病的帝國，也只能一點一點的醫治，一省一省的改造並抓在手裡。

說幹就幹，謀劃一番後，第三天早朝，我就宣佈把南京和浙江組成新的南直隸，由李邦華任江南總督，周延儒為其副手，周延儒在江南呆了那麼久，比較熟悉情況，能很快的把我的政策落實下去，李邦華不但人品好還極有才幹，讓他壓著周延儒，可以讓周延儒減少犯錯誤的機率，這套領導班子已經是我所能想到的最佳組合了。

北京的中央政府現在已經成了“一言堂”，我這個皇帝有絕對的權威，文武百官則是老實肯幹的“公務員”，聽話的很，因此這個事情很快就定下來了。

將李邦華和周延儒叫到御書房，我對二人面授機宜，“兩位愛卿，朕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