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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部分

其素所習之業取士,號為南北選。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三年,並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尋欲興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內多擇良家子為生,諸路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者百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後複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餘人。十一年,始議行策選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場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鄉試府試,止赴會試御試。且詔京師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擬以新進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願學者。俟行之久學者眾,則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之制。”

“凡會試之數,大定二十五年,詞賦進士不得過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數,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時以復加四舉終場者,數太濫,遂命取不得過六百人。”

“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為中選。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初,天會八年時,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上命教養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詔闢貢舉,始備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間,廢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謂宰臣曰:‘經童豈遽無人,其議復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加以恩詔。‘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

從上引《金史…選舉志一》的記載來看,金代是十分重視詩歌教育的。“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金海陵王完顏亮天德三年,“並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十三年,以策、詩取士。”金章宗完顏璟明昌元年,因劉住兒年十一歲即能詩賦,“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正是立足於發達的詩歌教育,金代的詩歌創作成就在當時的少數民族政權中首屈一指,獨佔鰲頭。

金熙宗完顏亶和海陵王完顏亮統治時期,女真上層貴族逐漸接受了漢族文化,在漢族文士的影響下,開始出現文學創作活動。金世宗完顏雍、金章宗完顏璟統治時期,金代詩詞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女真詩人均是皇帝或皇室成員,他們對於當時社會的文化風氣和詩歌創作,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金熙宗完顏亶、海陵王完顏亮、宣孝太子完顏允恭、金章宗完顏璟、密國公完顏璹等人。

金熙宗完顏亶自幼隨遼國進士韓昉學習漢文經史,又常到皇家圖書館稽古殿研讀中原典籍,漢文化程度很深。《大金國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載:“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他常常同韓昉等人賦詩唱和,必然會有相當數量的詩作。由於後來完顏亶被殺並降封,他的詩詞盡數亡失,一篇也沒有保留下來。

完顏亮(1122—1161年)是金朝第四代君主,本名迪古乃,是金太祖庶長子完顏宗幹第二子。他素有大志,雄心勃勃,在政治上借鑑漢文化經驗,進一步推行改革措施,加速了女真漢化和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變革的步伐。1150年1月,他發動宮廷政變,弒殺熙宗,自立為帝,因荒淫無道在歷史上聲名不佳。完顏亮自少年時就仰慕漢文化,拜漢儒張用直為師。他自幼聰敏好學,愛好讀書,能詩善文,喜歡交結儒士。在漢族文人學士的薰陶下,完顏亮有良好的文學修養,是女真貴族文學的傑出代表。完顏亮在詩詞創作上熔南北文化於一爐,對金代文學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和影響。南宋岳珂在《桯史》說:“金主未立,封歧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詞,語出則崛強,矯矯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他對金代科舉制度進行改革,廢除了金太宗以來的南北選制和熙宗時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的辦法,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