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員送上來的咖啡，繼續道，“就像我們從來不對他們全盤托出一樣，臺灣也開始變得不誠實，甚至開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報有意誤導我們。我們對於臺灣的安全有承諾，我們是臺灣的保護傘，但是，為了不加深臺灣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們走極端，我們在很多時候會有選擇性地傳遞技術情報給他們。例如我們從來不向他們通報大陸核子武器的部署情況，因為那玩意報給他們沒有任何益處，徒增不安而已。可是從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臺灣政客為了迎合臺灣本土民意，為了爭取選票，他們把自己和一黨的利益置於臺灣利益之上，而把臺灣利益又放在美國利益之前。為了這個目的，他們使用了手裡的人力情報。例如，在1997年臺海危機最嚴重的時候，雖然臺灣已經從他們在解放軍中的王牌特務中共少將劉連昆處獲得了中共‘實彈’演習中使用空炮彈的情報——也就是說中共尚算理智，兩岸並無擦槍走火的燃眉之急——可是臺灣國安會當時給我們的情報卻聲稱，北京已經準備好利用擦槍走火的機會對臺灣實行點穴式的打擊。由於我們在北京的情報人員並沒有獲得高層情報，無法證實臺灣情報的真假，於是寧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結果美國動用了兩艘航空母艦，並密令全球各大航母戰鬥群進入戒備，必要時立即馳援太平洋。臺海危機雖然和平化解，但卻奠定了中美對抗的基石。如果不是後來臺灣的王牌特務劉連昆被北京抓獲，我們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被臺灣當局利用和矇蔽了。”

“這也不叫什麼矇騙，”國防部長打斷道，“臺灣當局也許只是用這種方式提醒我們，讓我們清楚北京政府的本質。我們不是在那之後調整了對華戰略策略嗎？”

“這個我承認，可是那件事情也讓北京調整了對美戰略策略！”

“哦，是嗎？”總統好奇地看著戈斯，“說來聽聽。”

“臺海危機後，克林頓政府提出的發展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政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此之後美國把中國提到主要對手的地位加以重視。但在中國方面也有較大的改變，這之前他們只是怕美國和平演變，只要防止美國和平演變就可以了。但在1997年臺海危機之後，他們從上到下都生出了遲早要和美國打一仗的念頭。我們後來獲得的確切情報顯示，199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接下來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中國已經暗中調整了核子武器發展計劃和策略。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他們暗中研究最新的核子武器，同時在不實行核試爆引起國際關注的情況下囤積大量核子武器原材料，必要時實行批次生產。當然，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致命武器’也是在那個時候由北京國家安全部一局情報局局長周玉書提出的。”

“局長先生，你的前任特內特在任時改變了對中國的情報策略，是否成功？”國家安全顧問這時插進來問。

“我的評價是積極的！”戈斯是2004年8月8日被正式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我們當時舉步維艱，由於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人種和生活習慣的不同，我們要開展對華人力情報是非常困難的。但我們還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績，例如我們利用中國軍官到哈佛大學進修的機會發展了中國國防部美大司大校徐俊平。”

“他不是潛逃來美國了？”

“對，他當時幾乎把中國國防部涉及到對美的所有絕密檔案都帶來了……”

“可是沒有帶出‘致命武器’的計劃？”

“很遺憾，那個計劃實在太絕密，北京最高當局知道無法信任下面的人，所以他們就把這個計劃改頭換面，結果讓執行計劃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執行‘致命武器’計劃。據我們所知，在‘致命武器’計劃開始執行的時候，全中國知道這計劃的總共不到十個人。而且都是最高位置上的軍頭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最糟糕的是，他們的任何檔案和通訊都不提及這個計劃……”

“原來是這樣！”

“當時知道這個計劃十人中，每個人配備的常規警衛都超過一個連的正規軍，別說從他們那裡獲得詳情，就算是想遠遠地看他們一眼都困難！但只有一個人例外，他就是當初制定這個計劃的國家安全部局長周玉書！”

“難怪你們只能從他下手，現在我明白了。好，接著介紹你們對中國改變策略後發展情報人員的做法。”

“我們主要對三個層次的中國人採取三種不同的手法進行情報工作。”

“說來聽聽。”

“第一層是針對北京黨政軍的高階領導人的工作。由於中國實行一黨專政的集權統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