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維茲說：“強迫症是好了，不過我的情緒有些低落。”手術並未導致他記憶受損，此外，一系列的測驗顯示，他的智商比手術前還高。我問：“你不後悔動手術嗎？”他說：“我還想再動一次手術。這次的效果已經很驚人了，我的強迫症完全不見了。如果抑鬱的問題沒有改善，我會回醫院再動一次手術。”

不管醫生加大服藥的劑量，或是在大腦皮層上多割幾刀，頭骨下這1。5公斤重、佈滿皺褶、形似核桃的大腦，仍有其神聖之處。也許醫生越來越容易進入大腦，我們也會越來越習慣大腦有洞這件事，甚至像其他手術傷口一樣，展示給別人看。我們也會認為乳房切除和腦部切除，其實並沒有不同。

不過我不這麼認為。莫尼斯帶給我們藥物以外的另一種選擇，從而衍生出另一項手術，它將影響範圍減至最低，準確程度大幅提高。我們要感謝莫尼斯，不過我認為莫尼斯帶給世人的還不僅如此。雖然還有待觀察，但莫尼斯讓我們意識到，我們深信人腦乃神聖之所。儘管這種牢不可破的信念並不妨礙我們探索其他治療精神疾病的手術，但我們的言行舉止、思想觀點都屢屢反映出這一信念的可貴。

後記　蓋棺定論還太早

本書始於尋找斯金納的女兒德博拉。斯金納是20世紀最前衛的行為主義學派學者，而德博拉的一生就像個撲朔迷離的謎團，我找不到她本人，只能確定她還活著，我也找不到有關她的精神狀態的資料。身為父親的實驗被試多年，她現在過得好嗎？生活快樂嗎？我不知道。

關於心理實驗，也許我們還有許多疑問，也不瞭解這些實驗對人類有什麼影響，也不確定這些被試能否受益。沒有米爾格拉姆、羅森漢、莫尼斯，我們對人類心理的瞭解將乏善可陳，缺乏實際案例佐證。但到最後，誰能告訴我們，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得？成本與收益能否平衡？

我想在本書的結尾回答這個問題，提出我的結論。但這些實驗所得的資料幾乎都可更進一步探索，因此想在此書中蓋棺論定，我力有未逮。為了寫這本書，我看了豐富的資料，但我無法概括一切，形成定論，指引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我決定不再另行歸納，因為啟示已經蘊含在字裡行間了。從不知蹤影的德博拉到坎德爾的紅色藥丸，就待讀者細細品味，深入思索，發掘文字表象下的深層含義。

儘管各章內容看似獨立，但仍可歸納出若干共通的脈絡，揭露這些實驗的本質。這些反覆出現的主題包括：自由意志（斯金納、亞歷山大、洛夫特斯、莫尼斯）、服從順從（米爾格拉姆、達利與拉丹、費斯汀格、羅森漢）、實驗的倫理爭議（哈洛、斯金納、米爾格拉姆、莫尼斯）。即使是最專業的實驗（如，坎德爾），最終所關注的重點其實還是與道德、存在相關的“哲學”問題，而非心理學界向來強調的價值中立的“科學”。

精神醫學家布拉金斯基（Dorothy　Braginsky）曾撰文深入探討心理學，文中提到：“心理學的所有文獻證明了，我們無法以有意義的方式來探索、調查任何有意義的問題。事實上，如果心理學期刊是我們留給後代考古學者的唯一資料，那麼後代學者應該根據這些資料推論，認為我們如同置身天堂般快樂。20世紀中，我們目睹了許多重大的事件，如暴力鬥爭，社會、政治、經濟的動盪不安以及個人心靈的無所適從，心理學的所有研究卻未能反映這些事件。”

20世紀初期，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寫信給身為小說家的弟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也提到類似的觀點。“聽到有人談論‘新心理學’的成就，這著實讓人不解。看到有人寫‘心理學史’，大談心理學一詞所涵蓋的元素與影響，而我們在裡面卻看不到任何真知灼見，這真讓人匪夷所思。一連串粗略的事實、些許閒聊漫談，摻雜著個人意見，幾種分類、幾項結論，充其量只在描述現實……完全不見任何稱得上嚴謹的科學定律，也欠缺假設可用於推論結果。”

布拉金斯基和威廉·詹姆斯顯然不認同心理學，然而他們的論點並不能代表心理學的全貌。有些心理學的做法與論點確實過分簡單荒謬。20世紀40年代新興的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與心理學合流，致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都仿效這種隨性漫談，使情況更為惡化，這些都是事實。此外，也有心理學的分支領域煞有其事地研究老鼠在一定時間內出現眩暈的比率，彷彿這是攸關人類心靈的重大議題，還為此沾沾自喜。

布拉金斯基與威廉·詹姆斯認為心理學與社會現實脫節，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