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衙門當官的，就想調換到更有權力更得實惠的崗位上撈一把。反正在官場上混的人，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誰當市委書記，誰就是老大，這個社會，都是老大說了算。他們的官到底能不能升上去，有時候就是李耀一句話的事。所以逢年過節，到李耀家裡探望的人，一時間門庭若市，又讓他找回了原來的感覺。

像李耀這種從基層一步一步升上來的官員，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有能力，也會鑽營。他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剛剛進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提拔幹部要“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那個時候，幹部隊伍青黃不接，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幹部剛剛恢復工作，但是，他們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身體不好了，知識也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了。所以鄧小平提出，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老幹部要給年輕人讓路，主動讓賢。各級領導班子要儘快充實一批年紀輕，有知識，有技術，在“文革”期間沒有參與打砸搶活動，是逍遙派的人。

從此，在中國的政壇上出現了這樣一大批領導幹部，他們大多數出身草根，沒有任何社會關係，他們唯一自豪的，就是擁有一張那個年代一般人沒有的大學文憑，僅僅幾年以前，他們擁有的這張文憑曾經為他們貼上了知識分子的標籤，走到哪裡，他們鼻樑上架著的那副眼鏡，還會遭來一些工農幹部的白眼和群眾的冷嘲熱諷。他們是整個社會不待見的人，是群眾幫助和改造的物件。

但是，隨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他們一夜之間成了這個社會最炙手可熱的一批人，上級組織部門僅僅靠一紙檔案，就斷定他們是符合條件的年輕幹部，雖然此前他們都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或者是技術員，大部分都在生產的第一線，當組織上派人把他們從田地裡、車間裡喊回來的時候，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一紙檔案，他們就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員，有許多從來沒有任何領導經驗的人，很快就做了副縣長，縣長，局長，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迅速地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運氣極好的，有幸被國家領導人看中的，就一下子進了中央，成了第三梯隊，四十歲剛出頭，就成了省部級幹部，為將來接班，進入中國最高權力的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那個年代，真是一個創造奇蹟的年代。官場上的風氣也很好，大家都是簡簡單單的，請客送禮的情況很少，誰和誰感情好了，逢年過節到家裡坐一坐，吃頓飯，感情就表達了，送禮更是簡單得很，送幾隻老母雞也行，送一隻羊也可以，搬一箱飲料也行。李耀這個農村孩子，就是那個時候開始走上政壇的。

李耀記得，自己在老家的鄉里當上鄉黨委委員的時候，沒有向當時的鄉黨委書記牛德厚送過任何厚禮，那個時候的幹部都非常正直，誰能不能提拔，關鍵是看能力，看群眾基礎。當時李耀在鄉里當團委書記，各方面工作開展得非常好，連續兩年都得了縣裡的先進。所以，當上級來考核的時候，牛德厚說：“李耀這個孩子不錯，有能力，工作也認真，他如果不被提拔，我們鄉其他的人就更沒有資格了。”這樣，李耀就被提拔成了鄉黨委委員。後來，李耀看有文憑的幹部開始吃香了，於是就決定考大學，因為他基礎好，第一年參加高考就考取了省裡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大學畢業，當時的分配政策是哪裡來還回到哪裡去，他被分回到老家的地區。人事部門一看他的檔案，就把他分到了地區行署辦公室，做了秘書科的秘書。誰也不用找，根本用不著請客送禮，大學生到了哪裡，都是根據你的專業，安排到最合適的崗位上。幾年之後，他就被提拔做了行署辦公室的副主任，後來老專員說了句話，就把他下派，到了下面的縣裡，做了副縣長。從此李耀就進入了官場升遷的快車道。三兩年一個臺階，縣長，縣委書記，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一步一步上去了。

越往後走，李耀發現，社會風氣變得越來越壞，能不能升遷，看的不是你的政績，你個人的能力，而是你的關係，你有沒有強硬的後臺。像李耀這樣草根出身的人，官場上根本沒有強硬的後臺，李耀當時總結了一下，他發現，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在官場上你能走多遠，完全取決於這些客觀因素。第一，你是紅二代，爹媽是開國元勳，這樣你進入了官場，四平八穩地做，隨隨便便就能混到副省級以上。表現優秀的，還可以進入國家領導人行列。第二，你是大領導的秘書出身。在官場上有大人物為你說話，也是順風順水，四十歲左右就能混到省部級，像王一鳴那樣的就屬於這種型別。第三，你投靠權門，當上門女婿。不管大官的女兒長得多醜，你都要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