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佈告”的最高法令形式釋出定製，稱作“陸軍御國旗”。它是從日本國旗——太陽旗演化出來的，有16道血紅的光芒線，又被稱為“旭日旗”。且陸軍軍旗三個邊飾有紫色流蘇，木製烤漆旗杆頂部，有一個三面體的鍍金大旗冠，三面均為日本天皇家族的16瓣菊花紋浮雕族徽圖案。據服部卓四郎《D東亞戰爭全史》：“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對近衛步兵第1、第2聯隊親授軍旗為肇始，此後凡日軍新編成之步兵及騎兵聯隊，必由天皇親授軍旗，以為部隊團結之核心，將士對軍旗之精神，舉世無比。”

軍旗為天皇親授，僅為建制步兵聯隊和騎兵聯隊才擁有，所以也稱為聯隊旗。按日本陸軍的規定，軍旗在則編制在，軍旗丟則編制裁。所以軍旗在日軍是一個不得了的要緊東西，要挑選聯隊一名最優秀的少尉軍官擔任旗手，專門設一個軍旗護衛中隊來保護它。松山日軍僅有建制不完整的千餘人，因為軍旗留在此地，仍指定了一個軍旗護衛小隊。

正因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部隊都渴望繳獲到日本軍旗，但是都未能如願。因為日軍戰鬥條令規定，當判斷戰局有全軍覆沒危險時，應奉燒軍旗。但不管遭遇怎樣的敗仗，日軍都有燒掉軍旗而後自殺的時間。1941年9月，為策應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國第6戰區部隊發動反攻收復宜昌作戰，由於我軍以重兵攻勢凌厲，據守西岸據點的日軍第13師團曾面臨燒掉軍旗的危機，已經向所屬第104聯隊發出預令，且準備好了師團長以下高階將領剖腹自殺的場地，後因援兵到來逃脫了厄運。在八年抗戰中，日軍僅在松山和騰衝的兩次“玉碎”戰中燒掉了兩面軍旗，分別屬於第113聯隊和第148聯隊。這實在是中國軍隊八年抗戰最值得稱道的驕傲！據資料，二戰期間，作為日本陸軍象徵的共444面軍旗，均在太平洋戰場燒燬、隨運兵船在海上沉沒或是在戰敗後舉行的“軍旗奉燒儀式”中毀滅，目前僅在東京靖國神社“遊就館”儲存著一面步兵第321聯隊軍旗，是聯隊長後藤四郎中佐透過一個叫做“神道天行居”的右翼宗教組織隱匿儲存下來的，這也是世間僅存的一面日本軍旗。

日軍之所以重視軍旗，因為它是日本軍國主義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1939年夏，在當時的偽“滿洲國”和蒙古國邊境，爆發了蘇日諾門罕之戰。從8月20日蘇軍發起進攻到30日停火，10天時間內，G東軍陣亡了1。8萬人，第23師團和第7師團大部分建制聯隊都被徹底殲滅，日本陸軍遭遇到了自成軍以來最慘重的敗仗。在此情況下，日軍仍在醞釀著更大規模的死亡攻擊，為什麼呢？原G東軍老兵、日本作家五味川純平在其所著《諾門罕》一書中寫道：“聽說第64聯隊等被殲後，G東軍和第6軍最擔心的不是山縣武光聯隊長等人死沒死、怎麼死的，他們最擔心的是軍旗是不是完全燒掉、有沒有落入敵手。G東軍在這之後又調集了第2師團、第4師團和其他直屬部隊，企圖來一個大反攻，軍旗下落不明就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軍旗成了他們的一大心病。”

9月24日，日軍終於在747高地發現了第64聯隊山縣武光、獨立野炮第13聯隊伊勢高秀兩個聯隊長的屍體，還發現了尚未完全燒燬的第64聯隊的軍旗（炮兵聯隊無軍旗），從旗手的衣袋裡還發現了軍旗的菊花御紋旗冠。這一發現，使第6軍和G東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們最關心的不是士兵死了多少，而是軍旗。最令他們心神不定、坐臥不安的是軍旗是否落入蘇軍之手。因為對他們來說，丟失軍旗是G東軍的奇恥大辱。更重要的是，丟了軍旗也就意味著丟了自己的面子。G東軍計劃的“二期作戰”也好，“戰場清理”也好，其中的一個潛在的因素，或者說是說不出口的目的，就是尋找下落不明的軍旗。

而參戰的日軍第7師團，由於師團長園部和一郎中將對這場雞蛋碰石頭般的戰事沒有信心，事先要求所屬聯隊把軍旗都留在了駐地齊齊哈爾。雖說3個聯隊也沒剩下幾個兵，但按照日本陸軍的理論，這些聯隊不能算被殲滅，還可以重建。為此，第7師團大大地慶幸了一番。

對此，以小知識分子被徵召從軍的五味川純平深感困惑和憤怒：“軍旗就是一面旗幟，只不過是一個部隊的象徵而已，說是天皇賜給的那也只不過是一個形式而已；戰爭是以勝敗而論的，軍旗怎麼能決定勝敗？為了一面下落不明的軍旗而出動大軍，可謂愚蠢透頂。。。。為了一面軍旗而企圖把成千上萬的人再次投入死地，這樣的領導人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戰爭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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