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時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奮臂高呼起“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她的口號帶動和驚醒了所有難友們，於是整個監獄立即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口號聲，那聲間震撼了巍峨的歌樂山……

“胡南”、胡其芬犧牲的訊息，傳到了北京首都中南海。傳到了人民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裡，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長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憶之中，“小胡是個好同志。”人民總理深深地對天長嘆一聲後，叫來秘書，交代秘書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親胡彥博的工作，聘請胡彥博為輕工部專員，以表黨對烈士的崇高敬意。這裡面也有“戶主”對“家庭人員”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愛。

男人被抓進監獄，上刑、恐嚇，甚至假槍斃，真槍殺，一道道生死考驗、無數個寂寞孤獨的長夜和飢餓、疾病無人問津等想像不到的種種困難與折磨，在這樣的環境裡能堅持下來的就是英雄好漢。其實從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堅持下來的也屬於正常範疇。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體是皮肉之軀，誰不怕疼？誰不怕死？誰沒有七情六慾？誰沒有兒女情長？

從第二章我們剖析的幾種叛徒他們背叛革命和共產黨的行徑的全過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屬於或經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兒女情長，或貪生求榮，或懼怕一死。而特務徐遠舉能夠在這些人面前頻頻得手成功，用的招術也差不多靠這類“好漢不吃眼前虧”的種種“規勸”來實現“軟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義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話說：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為什麼女人在敵人面前竟然表現得那麼堅強和勇敢？為什麼那麼不怕死，那麼經得起重刑拷打，那麼經得起寂寞和折磨？這是一個令筆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問題……

同樣是人，按理說，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紅巖”裡的女人則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確實個個扛住了。這是為什麼？筆者經過對“紅巖故事”裡的各種人物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貞程度要比男人高。

這裡所說的忠貞，不僅僅是男女之間的愛情忠貞，而是大愛之忠貞，大愛包括了對民族、對國家，尤其是對黨和組織及同志的那種崇高之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信仰所產生的忠誠與愛。從已知的歷史史實中我們知道，當時在敵人監獄裡受刑最重最多的當算李青林、胡其芬、楊漢秀、鄧惠中、江竹筠（後兩位女英雄有後文中另有所述）等女共產黨員，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經受得起敵人最嚴酷的迫害，是因為她們對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充滿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動力量都不可能對這樣的共產黨人的信仰產生絲毫的動搖，即使在是死的考驗面前，她們也會表現出如死視歸的英勇氣慨。

其次是女人對建立什麼樣的人生價值觀比較嚴肅認真，一旦建立將牢不可破。

入黨為了什麼？入了黨應該遵守和堅守什麼？這是每一個共產黨人都是需要認真對待與嚴肅履行的。然而現實生活中，有些共產黨員在入黨時就沒有很好解決或者就根本沒有把為什麼入黨、入黨後如何履行黨員的責任與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從一開始就是入黨動機不純，他們就是為了升官發財或為獲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組織的。那麼沒有解決好為什麼入黨的人和入黨後應該履行什麼樣的責任與使命的人，在和平時期他們還有可能做到一般意義的“積極”、“肯幹”、甚至“能幹”，也還可能成為“先進”和取得某些領導及同志們的好評而成為了黨的骨幹與領導者。但一旦組織和個人的環境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個人的前途有可能毀滅時，尤其是在生死考驗面前，他們再也不能繼續服從黨的事業需要，容易出現背叛組織、出賣同志的行徑。劉國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屬於這類人。女共產黨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觀後，就不太容易輕易改變，她們很容易認“死理”，對革命異常堅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當了十年縣委書記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十個月監獄之後“忍受不了”才又當了叛徒，監獄地下黨組織在分析他的變節過程中這樣指出：“事實上，他雖是十年以上的黨員，但並沒有好好的學習過，或者在工作中嚴格地鍛鍊自己，他一直記得自己是當過縣委書記的，有十年以上的黨齡，而且苦了這樣多年，一點享受和報酬都沒有，結果還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戀愛觀點也有問題，把妻子作為從屬於自己的，沒有獨立人格的。那種封建的，嫁雞隨雞，嫁犬隨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從他的思想見解——人生觀裡產生出來的，這種封建、落後、自私的觀念，是沒有可能和‘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