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把這位名字不便透露的先生叫做漢斯。他告訴我一些“你爹跟我說過的他在戰爭時期的經歷”。可是他用不著裝，他缺乏了美國佔領者的趾高氣昂，反而更像個在老歐洲經歷過大戰，失去過摯愛的人。

“您是在戰爭時期就在德國的，或許就在帝國安全域性工作？”我輕易就能把一個心碎的人辨認出來，這類人在德國有許多，他回敬以“令尊在世時想必不希望你涉及他的過往”的微笑。

這種對話很危險，接近一些被禁止的資訊時，會感到彷彿有刀鋒在鼻尖前劃過。但世界也沒那麼無情，或者說生於大戰之中的我比老一輩人更虛無，從而造就了漢斯先生的相對仁慈。總而言之，和這位江湖老手的相遇並沒有使我屍骨無存，反而得知了一段有關我父親從紐倫堡到普拉赫的故事。

海因茨？加蘭在1948年接受了蓋倫的邀請，幾經周折後於1952年出獄併成為蓋倫組織成員，1956年聯邦德國情報局（BND）建立時他是對蘇反諜處的負責人。這是他散見於《獄中筆記》的諱莫如深的內容，我根據漢斯先生藏頭露尾地透露的資訊把它們編輯成《逃亡之路》。至於漢斯的目的，或許是希望我這個沉不住氣的小鬼去做些什麼。

我想起1957年初闖入家中的BND調查人員。“您可否給我普及一下波匈事件？”我問道。漢斯說，我和我的父親一樣有著近乎直覺的邏輯。

那年我和漢斯先生那位性格尖銳的兒子一起在中歐四處探查。我想知道有關父親的事，瞭解一個人不能只聽他說了什麼，瞭解一段歷史也不能僅僅去看那些過去有意留下的資料，未來是更為錚亮的一把鑰匙。漢斯先生默許自己的兒子亞歷山大？舒爾維克跟我一起行動，可能只是為了保證事態不至於因為我的萬一失蹤而變大。

但這是六十年代，我們這一輩人遠比父輩設想的更膽大。1961年底，BND與東方陣營暗中媾合的醜聞被《明鏡》週刊踢爆，這一年我21歲，只是科隆大學政治學系的一個普通學生，亞歷山大則剛滿17歲。當西德媒體把普拉赫的大門堵得水洩不通時，我們只是像惡作劇的孩子那樣，互相扮個鬼臉，然後飛快地逃往任意一個街角。

我最初的目的是弄清海因茨？加蘭從1948年到1956年的經歷，他是死因，現在我卻知道了東德與西德的一段至今未曾透露的當代史。與之相關檔案還需塵封30年，但有一本小說記敘這些只能作為可能性來討論的事件，它名為《槲寄生之箭》，前幾年已經在英國出版。

它和這本《獄中筆記》一樣，是為我那位陌生而秉性無比相似的父親而編寫的，我已經獨自長大成人，願他在後輩的追索和理解之中得到安寧。

海因茨？加蘭（Jr。）

1965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