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敢講話，不怕警告、撤職、降級、開除黨籍、不怕離婚、殺頭，要敢於堅持真理。周揚出席了這次會議，聽到了主席的講話，幾天之後，他約見了周信芳，請這位著名京劇藝術家編創海瑞的戲。他對周信芳說，海瑞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敢於鬥爭，現在大家都不敢講話，應當編個戲演演。他還將自己從舊書店剛剛買來的《邱海二公合集》、《海剛峰奇案》借給他看。後來，周信芳創作了京劇《海瑞上疏》。新編歷史劇的好題材當然不只海瑞一個，還有很多很多。周揚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召開的文藝界人員座談會上提議：搞歷史戲，可以把搞老歷史戲與新編結合起來，排個隊，訂個計劃，從古到今，這樣，許多劇種都可以演。５月初，周揚在北京文藝界的一次座談會上再次鼓吹說，藝術創作的路子要多開，可以考慮搞點歷史題材，有計劃地編寫歷史題材，從古到今，用新的觀點來編。老先生不熟悉現代生活，但是熟悉古代生活，他們可以編寫歷史劇。一年之後，即1960年5月，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在現代題材戲曲彙報演出大會上代表文化部提出，要在“兩條腿走路”的基礎上，加上新編歷史劇的內容，主張“大力發展現代劇目；積極地整理、改編、上演優秀的傳統劇目；提倡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創作新的歷史劇目三者並舉”，簡稱“現代戲、傳統戲、新編歷史劇三者並舉”。從此，一個全面完整正確的劇目政策確立了。這一年的９月，周揚在一次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指示：編一點歷史戲，使群眾多長一些智慧。11月，周揚召開歷史劇座談會，號召歷史學家編寫歷史題材的戲劇，並請吳晗負責編“中國歷史劇擬目”。於是，自1959年起日趨活躍的歷史劇創作蔚然成風。

1959年11月，在慶祝國慶10週年國產新片展覽月成功舉辦的招待會上，周恩來總理在講話中稱讚說：“在文藝方面，戲劇、電影可以說是開得最茂盛的兩朵花，這是兩朵兄妹之花”。這是對文藝工作的褒獎，也是對文藝工作最客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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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三次文代會（1）

為政治服務的途徑和方式是多種多樣的　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是一次糾正“左”的錯誤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議過程中，彭德懷上書，引起毛澤東不滿，會議發生了逆轉，開展了對彭德懷等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樣，以高指標、浮誇風、“共產風”和瞎指揮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再度氾濫，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以及中蘇關係惡化，蘇聯立即召回所有在中國工作的專家，廢除了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1959年－1961年我國人民陷入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那時，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了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1960年４月紀念列寧誕辰90週年，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紀念會上作了《在列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報告，《紅旗》雜誌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的編輯部文章，《人民日報》發表了《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的編輯部文章。這些文章不指名地批評了蘇共領導的某些觀點，在國際上扯起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大旗。中蘇的矛盾和衝突，後來發展為一場大論戰，直到兩黨關係中斷，其中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但更主要的則是對蘇共以“老子黨”自居，實行大國沙文主義的反抗和抵制。

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就是在國內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國際上開始“反修”鬥爭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這樣一種政治氣氛下籌備和召開的。

中央書記處討論了召開這次文代會的請示報告，表示同意召開，並指示：一、要充分肯定成績；二、修正主義只點南斯拉夫的名。國內修正主義不佔主導地位。三、我們的文藝隊伍是好的。劉少奇說：“建國已經11年了，工人階級文藝隊伍應該已經形成了。”

四、參加大會的代表應該照顧到各個方面。周揚等人提出未撤銷理事職務的“右派分子”（約20人）是否參加大會。書記處的意見是通知他們參加，有的代表人物仍可選為下屆理事。會上，鄧小平還談了“右派分子”著、譯出版問題，他說只要不是馬列主義的，不是政策的，不是講思想修養的，其他東西仍可以出版。（參見黎之：《文壇風雲錄》254－255頁）

根據書記處的意見，周揚組織人起草將由他作的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