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道別，待門一闔上，狹小的診室又恢復了一片寧靜。

我脫下了白大褂，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了一隻裝滿防潮珠的破舊小布袋——開啟它，裡面靜靜地躺著一隻風乾的兔腳。

望著它，思緒在這時刻，自然而然地向著那深埋的記憶回溯……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我離開奧斯維辛的一個星期後，蘇聯紅軍解放了那裡。雖然許多沒有來得及撤離的黨衛軍隊員都已經投降，可是這座罪惡的「殺人工廠」直到最後一刻都沒有停止運作——

焚屍爐還在冒著黑煙，發出蛋白質燒焦的惡臭；幾乎每個犯人都瘦得皮包骨頭，最後幾天斷水斷糧，甚至有人虛弱得已經無法進食，只能躺在地上等死。

當一些犯人獲悉他們已經自由，有的人笑逐顏開，有的人痛哭流涕，還有的人試圖親吻那些進入集中營的蘇聯士兵，但他們的模樣實在太恐怖了，根本沒有人願意讓他們碰觸……

儘管犯人們已經自由，但是因為擔心集中營的疾病和瘟疫會蔓延開來，有關上級部門決定，等疫病得到控制之後，再讓他們進入城市。

而我，則響應波蘭政府的號召，作為第一批志願者，重新回到了這座關押了我整整三十個月的牢籠，去盡一個醫生真正的天職：救死扶傷。

接下去的一個多月，我每天都要面對無數個傷寒症病人，忙得幾乎不可開交，不過除了救治病人，還有一件事始終讓我掛懷……

那便是霍克爾的行蹤。

我從蘇聯駐軍那裡打聽了很多次，才知道在集中營被俘的黨衛隊軍官中，並沒有一個叫「卡爾·霍克爾」的德國上尉。但這並不是說明他已經安全撤回了本土，因為在蘇聯解放奧斯維辛的前三天，各條鐵路支線已經被全數炸燬。

他……還好嗎？

此刻，黑色的恐怖陰霾剛剛散去，眾人正在極力譴責納粹暴行，我卻在為一個納粹黨徒的安危擔心——這種心思若是說出來，一定不會有人理解吧？

然後，就在某日，當我精疲力竭地結束一天的義務工作準備回到休息營區時，聽到了一則教我心寒的訊息：

位於比克瑙營的行政中心，在蘇軍佔領奧斯維辛的那天失火了，大多數機密檔案都被付之一炬，事後在廢墟里抬出一具燒得面目全非的男屍。

屍體的太陽穴位置有明顯的彈痕，有人推測，他可能是集中營某個管理層的軍官，因為畏罪所以先燒燬檔案，之後再飲彈自盡……

我還清楚地記得，霍克爾在邀我離開的那天晚上曾經說過，政治處除了他，已經全員撤退了！莫非這具男屍……

「反正我是遲早會下地獄的人，就算被他們抓住了也無所謂。」

霍克爾是那麼驕傲的人，他會甘願做蘇聯人的俘虜嗎？

一想起臨別之際，他那自暴自棄的口吻，我的心都在顫抖！

難道……他真的自殺了？

我不相信，也不願相信！哪怕那個男人是一名十惡不赦的劊子手，我也不願看到他用這麼草率的方式結束自己的性命！

一九四六年的紐倫堡審判後〈注十五〉，霍斯等一批「集中營屠夫」作為乙級戰犯被送上了絞架；門格爾在逃，國際法庭以及猶太人組織在世界各地懸賞通緝他。

作為霍斯的副官，羅伯特·穆爾卡被無罪釋放；而霍克爾，根本就沒有被起訴。

連續幾批被釋放回國的戰俘名單上也沒有他的名字，之後，再沒有人關心這個黨衛隊軍官到底去了哪裡，唯有我……一直心心念念，四處打聽。

時光匆匆流逝，幾年過去了，他仍舊杳無音信。

我……也終於死心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維辛解放三週年。

我特意從華沙趕到奧斯維辛，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集中營倖存者們一道參加紀念儀式，共同慰藉在此喪生的一百一十萬亡靈。

儀式中，一位牧師，身披黑色法衣，一臉悲憫在廣場上為死者念悼詞。

信奉天主教的同行者告訴我，這是在做「黑色彌撒」〈注十六〉，天主教徒們相信，只要為在煉獄中的逝者舉行這種儀式，便可縮短他們在煉獄的日子，令他們更早進入天國。

雖然我不信天主教，不過看到這情形，還是在心中為那個人默默祈禱……

這也是生者為死者唯一所能做的事情了。

回過神時，一滴液體順著面頰滑落，打在兔腳上。

我從來不知道，原來思念可以折磨一個人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