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的想法。”阿斯奎斯嘲笑猶太人這種“可以集體返回”的想法，並譏笑他們是“一個多麼引人矚目的社團”。至於塞繆爾，阿斯奎斯說他的備忘錄“讀起來像一本新版的《坦克雷德》，我對他的建議不感興趣，但有一幅奇怪的插圖表述了迪奇喜歡的格言‘種族就是一切’，正是這幅奇怪的插圖使條理清晰、善於思考的赫伯特·塞繆爾採取了這種非理性的做法”。阿斯奎斯甚至更吃驚地發現：“說來也奇怪，這個提案的唯一反對人正是勞合·喬治，他並未譴責猶太人，卻認為這種令人震怒之舉將使得‘不可知論和無神論的’法國佔領聖城。”阿斯奎斯認為勞合·喬治關於耶路撒冷應歸英國所有的主張是正確的，但他對猶太人的態度卻是錯誤的。

勞合·喬治，這個藍眼睛的威爾士浸禮會小學校長的兒子和輕率的好色之徒，一頭蓬亂的白色長髮使他看起來更像個藝術家而不是政治家。他非常關注猶太人，作為一名律師，他早在十年前就代理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案件。勞合·喬治是一位激情改革家、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者，公爵們的迫害者以及雄辯演說家和天生表演家。他宣稱：“我在學校裡學到的猶太人的歷史，比關於我自己家鄉的都多。”大戰一爆發，他就變成了一個精力充沛的戰爭大臣和浪漫的帝國主義者，深受希臘古典作品和《聖經》的影響。

勞合·喬治再次將魏茨曼引薦給貝爾福。貝爾福匆匆寫道：“魏茨曼無需介紹。我還記得我們1906年的談話。”他用“好吧，您還沒有改變太多”來問候這個猶太復國主義者，接著他又用沉著、近乎傷感的語調說：“您知道，當槍聲匿跡時，您可能就會得到你們的耶路撒冷，這是您正為之奮鬥的一項偉大事業。您還需要不斷地來找我。”他們開始定期會面，夜裡一邊繞著白廳散步，一邊討論著一個猶太家園將如何在命運的轉折下，在符合歷史的正義與英國的權力影響下執行。

現代科學和猶太復國主義比以前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貝爾福現在擔任海軍大臣，而勞合·喬治則擔任軍需大臣，二人最關心魏茨曼研製炸藥的工作。魏茨曼發現自己與世界上最強大帝國的頭面人物“扯上了錯綜複雜的私人關係”。這促使他仔細思考他卑微的身世背景：“我，哈伊姆·魏茨曼，一個來自鄉村的猶太人，白手起家，現在也不過是一所地方大學裡的教授！”而對於那些貴族們來說，魏茨曼則符合他們心目中的猶太人形象。“他就像一個《舊約》中的先知。”丘吉爾後來這樣評價說，儘管他穿著大衣戴著高帽。勞合·喬治在他的回憶錄中輕描淡寫地聲稱，他感激魏茨曼在戰爭期間所做的工作，因此才支援猶太人，但事實是猶太人在很早以前就得到了內閣強有力的支援。

《聖經》，關於耶路撒冷的經書，在其成書兩千多年之後再次影響了這座城市。“英國是個《聖經》國家，”魏茨曼寫道，“那些畢業於古老學校的英國政治家篤信宗教。他們理解迴歸的概念正在成為一個現實，這迎合了他們的傳統和信仰。”和美國一樣，“英格蘭也是閱讀和思考《聖經》的國度，”勞合·喬治的一位助手注意到，“英國猶太人是唯一一個渴望返回他們古老家園的群體。”他把這種渴望當作一種“不可否認的本能願望”。

在他們對猶太人的態度中，有些東西隱藏得更深：英國領導人天生同情俄國猶太人的悲慘命運，這種情懷在戰爭期間由於沙皇的壓迫得到進一步強化。歐洲的上流社會目眩於猶太富豪諸如羅斯柴爾德家族那難以置信的財富、異族的權力和富麗堂皇的宅邸。然而這也讓他們感到困惑，因為他們無法確定猶太人是不是一個由受迫害的《聖經》英雄組成的高貴的種族，是不是大衛王和馬卡比的後裔，抑或是包藏禍心、精於算計、長著鷹鉤鼻且擁有超能力的霍位元人。在一個種族優越論氾濫的年代，貝爾福確信猶太人是“自公元前5世紀希臘時代之後最有天賦的人類種族”。丘吉爾也認為他們是“最令人驚歎和富有天賦的種族”，但同時又稱他們是一個“上帝和惡魔特選的神秘和不可思議的種族”。勞合·喬治私下批評赫伯特·塞繆爾具有“他的種族最糟糕的典型特徵”。但三個人都是真正的親猶主義者。魏茨曼深知種族主義者的陰謀論和基督教希伯來主義之間只一線之隔：“我們同樣痛恨反猶主義和親猶主義。兩者都是可恥的。”

然而在政治活動中，時機決定一切。1916年12月，阿斯奎斯政府倒臺。勞合·喬治繼任首相，並任命貝爾福為外交大臣。勞合·喬治被描述為“自查塔姆伯爵之後最偉大的戰爭領袖”，而且他和貝爾福會用盡一切手段贏得戰爭。在這場持久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