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標誌，從而為他的伊斯蘭教啟示開路。

在流亡巴比倫期間，一些猶地亞人繼續保持對上帝和錫安的忠誠。與此同時，當《荷馬史詩》成為希臘人的民族史詩時，猶地亞人也開始用自己的聖經文字和他們遠在他方的城市界定他們自己：“在巴比倫河的旁邊，我們坐下，心酸哭泣，當我們想起錫安。我們把豎琴掛在柳樹上。”據《詩篇》137所說，就連巴比倫人都欣賞猶大人的歌曲：“是他們將我們擄掠到這裡，還要我們唱首歌曲；那些殘害我們的人想要聽到我們的笑聲，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我們怎麼能在異國他鄉高唱上帝之歌？”

然而，就是在這裡，《聖經》開始成型。當諸如但以理之類的耶路撒冷人在皇家殿堂接受教育，當較為世俗的流浪者成為巴比倫人時，為了強調他們的不同和特殊，猶大人制定了新的律法——他們尊奉安息日，為他們的孩子行割禮，遵守飲食法，取猶太名字——因為耶路撒冷的陷落已經證明，如果他們不尊奉上帝律法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在遠離猶大的地方，猶地亞人正在成為猶太人。

流亡者稱巴比倫是“世上的淫婦與一切可憎者之母”，這一稱呼流傳千古，儘管如此，亞述帝國仍一派繁榮，降災給流亡者的尼布甲尼撒更是在位四十多年。然而，但以理卻說國王瘋了，他“遠離人民，像牲口一樣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