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但從心底，二狗鄙視那些在遊行隊伍中打著愛國的旗號以參加這盛大的集會為目的的人。或許，他們只是想“趕集”而已。

趙紅兵去遊行卻被嘲笑，那是因為他是流氓，他是黑道大佬，他是幾進幾齣監獄的人。但二狗相信，經歷過戰火併為此付出了三根手指的趙紅兵，愛國程度未必比那些在街上游行的人低。

人一旦被定義為流氓，連愛國都變成了笑料。

由於重傷辦公室李主任，趙紅兵蹲了半個月的小號。這位李主任在床上躺了三個多月後又去上班了，不過氣焰相比以前差了很多。

從小號出來後，趙紅兵像是變了個人，成天沉默不語，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其實憑著他爸爸的關係，他完全可以再去銀行上班，但他沒有，姐姐們怎麼勸，他都不去。他在床上足足躺了一個多月，偶爾出門轉轉。一向嚴肅的趙爺爺，這次也沒有過多地批評趙紅兵，因為趙爺爺雖然嚴肅得很，卻個講道理的人。他明白，除了踢那一腳外，兒子做得都沒錯，說得都有道理；而踢出那一腳，更多的是因為被那句“你這個殘廢”戳到了痛處，一時衝動才做出傻事。

其實，趙紅兵在想失去工作以後究竟要做些什麼，他想了很多。比如想過和小紀一起去經營廢品回收站，也想過承包一輛大巴跑運輸，還想過自己經營一個小雜貨店。總之，只要當時能夠想到的職業，趙紅兵基本上全考慮了，唯獨沒有考慮混黑社會。

二狗的爸爸和媽媽無論是從情感上還是從道義上，都站在趙紅兵這一邊，他們在憤怒的同時也替趙紅兵出謀劃策。當時，二狗爸爸建議趙紅兵在火車站前承包一家旅館，二狗爸爸和這家國營旅館的負責人以及上面的領導都很熟，希望趙紅兵能在1987年年初把這家旅館承包下來。經過不怎麼艱難的談判，基本敲定了這件事。在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後，趙紅兵明顯開朗了很多。

在兩三個月後，春暖花開的一天，趙紅兵騎著腳踏車，前面帶著二狗，後面帶著侄子曉波去買腳踏車的輻條，準備幫姐夫修腳踏車。正騎著，忽然後面有人大喊：“紅兵！紅兵！”

趙紅兵回頭一看，驚喜地喊：“張嶽！”

張嶽下了腳踏車：“紅兵，什麼時候復員的？怎麼不去我家找我。”

“唉，別提了。你呢？畢業了？”趙紅兵說。

“是啊，分配回來了，在糧食局上班。”張嶽說。

“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大學不是要四年嗎？我還以為你現在沒畢業呢，所以沒去找你。”趙紅兵說。

“我只上了專科線，3年就畢業了。”張嶽笑著說。

說著兩個人到了跟前，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誰都不會想到，這次久別重逢的握手徹底改變了這兩個年輕人的命運。

兩人緊接著好一通敘舊。聽了聊天二狗才知道，他倆是高中同學，也是最好的朋友。張嶽是個清瘦秀氣、白白淨淨的年輕人，談吐文雅且舉止斯文，一雙大眼睛透著一股精明勁，一雙手細細長長，像是個彈鋼琴的。幾個月後二狗就知道了，這個渾身透著書卷氣的年輕人的斯文外表全是假象，他發起狠來恐怕十頭牛也攔不住。

後來二狗又知道，張岳家堪稱“流氓世家”。張嶽的爺爺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縱橫當地及周邊幾市的著名土匪，匪號“鎮東洋”，意思就是壓住小日本。當年他打著抗日救國的旗號到處搶奪，手下常年百十來號人，見到日本鬼子就搶日本鬼子，見到地主就搶地主，見到土匪就搶土匪，完全沒規矩沒章法。雖然見誰搶誰，但還是有特別對待的——對同胞他們基本是隻搶不殺，對日本鬼子是搶完再殺，之後還把鬼子的頭割下來示眾。當時，我們這裡屬於偽滿洲國的地盤，每個鄉鎮都會有幾個日本兵把守，但通常不會超過10個，幾個日本鬼子怎麼會是百十來號如狼似虎的土匪的對手？日本鬼子是真怕他，“鎮東洋”這綽號來得一點都不含糊。“鎮東洋”行蹤飄忽不定，誰也奈何不了他。

二狗聽過他的一個確切事蹟。有一年，他勇闖偽滿警察公署，並且打死打殘了三個持槍警察。據說，他當年去警察公署要人，要一個月前被抓的兩個兄弟。進了警察公署大院以後，他站在門口大喊一聲：“我就是鎮東洋，趕緊把我兄弟放了，否則我燒了你們警署。”

這時警署值班的只有三名警察，一聽見他這聲吼，全拿著槍出門了。出門一看，鎮東洋正站在警署的院子門口耀武揚威，這三個警察上去就要抓他。鎮東洋以為憑自己的匪號完全可以震住這三個小警察，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