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郭嵩燾、沈葆楨、丁日昌等人，就都是他的追隨者。但奕訢的這番用心，並不能得到天下的諒解。

首先是大學士倭仁就看不慣。這個理學泰斗一心要維護中國傳統禮教的純潔性和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對奕訢與洋人的拉拉扯扯很覺不順眼。同治五年，當奕訢提出選用科甲官員入同文館學習天文、算學的主張時，倭仁就堅決反對。他抗詞駁斥奕訢的觀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倭仁這麼一帶頭，就有一批所謂忠貞之士激昂慷慨地附和，聲稱如果這樣下去，大清非亡國滅種不可。後雖經慈禧太后支援，事情總算進行下去了，但已鬧得舉國不靖。這還罷了，最令奕訢頭疼的是遍及全國的教案，把他弄得焦頭爛額，舉止無措。而這些教案中，又以與法國天主教的衝突最大。奕訢記得，咸豐十年的南昌教案、同治元年的衡陽湘潭教案、同治四年七年的酉陽教案等等，都是與法國天主教發生的流血衝突。酉陽教案因打死一個法國傳教士，激起教堂報復，居然死了一百四十五個中國百姓。這場慘案，至今尚未了結，眼下法國的損失比哪次都要大，他們怎會善罷甘休！這場亂子如何結局呢？奕訢不敢想象。他只得立即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下令，要他迅速查明事件的原委和後果，並對受影響的外國領事館致以歉意。

訊息更使法國和其他幾個在天津駐有本國人員的西方國家震驚，他們紛紛派員前往天津。

崇厚奉命查明，這次事件中，包括豐大業在內，共打死法國人九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