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領文武大臣及儒生博士70人，到泰山去舉行封禪大典。封禪是古代統治者祭告天地的一種儀式。所謂“封”，是指築土壇祭天。所謂“禪”，是指祭地，即在泰山下小山的平地上祭地。由於長期不舉行這種活動，大臣們都不知道儀式該怎樣進行，於是秦始皇把儒生召來詢問。儒生們眾說紛紜。秦始皇聽了覺得難以實施，便斥退儒生，按照自己的想法開闢車道，到泰山頂上立了碑，舉行封禮。之後又到附近的梁父山行了禪禮。

之後，歷史上的很多皇帝，或者頭目，都到過泰山封禪，意義重大。

姬慶記得比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劉備給他的兩個兒子起的名字分別為劉封和劉禪，意義很明顯了，大耳朵也是個極有野心之人。

歷史上能有成就的，沒有一個是笨蛋，心裡明鏡的很。

志向遠大，可惜，時運不濟。

至於什麼扶不起的阿斗，在胖子來看，則有些主觀了。劉禪的樂不思蜀，很可能是自保，也是維護國家的統一。他與豬哥的不對付，並不一定是他腦袋不好。總之，歷史這個東西，很複雜。

因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國”的法家學說，而其後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推行以仁愛，中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因此，秦始皇常作為負面典型出現在各種散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史籍中。如賈誼的《過秦論》等。

《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誼《過秦論》：1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2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始皇被很多史學家看作是一個暴君，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

執行厲法。何謂厲法？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美國沒有鞭刑，就指責英聯邦國家新加坡鞭刑殘酷；英聯邦沒有死刑，就會指責中國的死刑是殘酷的；中國沒有宗教法律，人們聽說阿拉伯國家對小偷處以“用亂石砸死”的宗教法律，覺得阿拉伯國家執行酷刑。

當時帝國信奉的國家哲學——法家學說認為“嚴法以治亂世”，帝國則依據國家哲學制定了相對於六國嚴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網一樣滲入社會每個角落，甚至每家每戶擁有幾把（軍民兩用的）刀具都作出嚴格規定，同時依靠保甲制度確立了原始的社群制度，並透過連坐法執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而保甲連坐制度更是確保社會犯罪事件的減少，每個帝國基本單元的穩定。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當時的帝國亭長（相當於現在的派出所所長或街道辦主任）劉邦，劉邦當年負責徵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飲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哄騙民眾造反。

由此可帝國當年對於官員工作中因醉酒誤事的處罰相當嚴厲（與之相對的是我們現在某縣官員要辦事必須喝酒）。可以這麼說，帝國法律是嚴謹的，其執行也是嚴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現在人們常常困惑於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敗，一直提倡法律的公正嚴明，那我們又怎麼能夠指責中國第一位倡導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國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責他的同時，我們是否應當汗顏呢？

秦始皇的重農抑商整場，也遭到過指責。

新中國曆代領導集體始終強調“三農問題”。追溯歷史，中國曆代帝王也同樣強調農業問題，北京的天壇、地壇就是帝王祈禱農業昌盛的場所。秦帝國的元首當然也不例外。有人說秦帝國注重“耕、戰”不對，這種指責簡直可笑。古代的“耕”就是國家經濟命脈，“戰”則是國家穩定的軍事保證，而且“耕”置於“戰”前，足以說明帝國對於國家經濟的重視程度。

在經歷數百年春秋戰國的混戰後，帝國對子民最大的保證就是人人有飯吃，這也是一種最基礎人權的保證。但在國力有限的情況下，必然選擇“耕”而非選擇“商”。

從社會結構看，“耕”更夠讓人民避免生存危機，能夠安心生活；推崇“商”則是讓人民為了或許的利益而冒險，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

而從制度上看，“耕”是一種屯墾，它讓民眾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一樣四處奔波。秦帝國揚農抑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持帝國的穩定，保持社會的穩步發展。

我們不能因為現在有些學者對中國“土地情結”的批判，而脫離2000年前世紀社會情況批判秦帝國的經濟政策。相反，我們應當感激帝國重視農業，重視土地的政策，才會逐步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