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教授畢竟是知識分子出身，對於教育極為重視。在恢復根據地建設的會議上就提出，要在根據地各縣每兩個行政村設定一所初級小學（小學一到三年級），每區成立一所高階小學（四到六年級），爭取讓大部分兒童都能入學學習。

這一計劃得到了鄭衛國的大力支援。不過敵後辦學是很困難的。不僅要防止敵人破壞。還需要大量的經費。在部隊急需向蘇聯購賣武器的情況下，鄭衛國下令開源節流，愣是從不寬裕的口袋裡擠出了兩百萬大洋的教育特別費。

到41年春，根據地五十餘縣共恢復和新辦初級小學8745所。高階小學859所。初中17所。高中5所，另外還有2所職業技術學校，入學青少年達到967582人。有22個縣的青少年入學率達到99％（絕大部分都只念了一個初小）以上。除了普通的學校教育以外，根據地還開展了廣泛的社會教育。

在抗戰前，冀中根據地90％的農民都是文盲（其實這個識字率在當時已經算非常好的了）。為了提高軍民的文化水平，冀中行署於1938年冬開展了“冬學運動”，39年的規模更大，各地普通開辦民眾學校和識字班，動員男女青壯年入校學習。據深縣等44個縣統計，各縣共開辦民眾學校1504所，識字班9745所，學員總數超過20萬人。

1939年10月，冀中行政公署在各縣教育科長聯席會議上，再次發出開展冬學運動的號召，要求結合冬學開展抗戰教育和掃除文盲。為此，各縣專門成了冬學委員會。行署專門編印了《大眾千字文》和《民眾學校戰時問題講授提綱》。

在行署的組織和發動下，人民群眾的學習熱情被徹底激發出來。很多地方都出現了父親和兒子、妻子和丈夫、嫂子和小姑並肩上陣、競賽學習，爭到“學習英雄”和“文化戰士”的場面。

至於部隊的文化教育就抓得更嚴了。各連隊都有文化教員，戰士們都是一手拿槍，一手拿著識字課本。邊戰鬥邊學習是抗戰軍民的真實生活寫照。正是這種學習浪潮才讓根據地軍民的文化水平快速提高，為反“掃蕩”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這次招收學員的精神面貌就可以看出，根據地蒸蒸日上、蓬勃發展的景象。

鄭衛國和程政委站在訓練場邊看了一會兒。程政委突然低聲道：“司令員，延安傳來訊息，蘇聯和日本可能要議和。”

“嗯，我早就看出來了！”鄭衛國微微點了點頭。

程政委也跟著默默地點了點頭，暗歎一聲，說：“唉，要是再給我們一年的發展時間該多好啊！”在他這樣堅定的布林什維克心裡一直把解放全人類作為最崇高的理想，把蘇聯當成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希望。而現在作為gc主義運動的領袖蘇聯竟然要跟最大的敵人之一——日本法西斯媾和，心裡的難受和迷茫是可想而知的。

公平地說，在抗戰初期蘇聯對中國的幫助是很大的，也是唯一一個願意幫助中國的國家。特別是蘇聯志願援華航空隊，他們沒有領中國政府的薪水，卻在為中國人民流血犧牲，並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管中俄之間的恩冤如何，這些曾在中國的藍天上與日寇搏鬥的英雄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蘇聯援華並不是什麼國際主義精神，而是實打實地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援助中國有利於減輕日本對蘇聯的威脅，就這麼簡單。

1941年春，德國侵略蘇聯的企圖日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怎麼可能為了幫助中國而兩面樹敵呢？所以蘇聯與日本媾和是必然的，不管是不是斯大林當權都一樣，就跟羅斯福不會為了幫助中國而對日本禁運一樣。

對此。鄭衛國看得很清楚，也早有準備，見程政委有些沮喪便安慰道：“放心吧，老程。我們不是早有準備了嗎，天塌不下來。咱們中國人的事情還得由自己來解決！”

程政委鬆了一口氣，慶幸地說：“幸虧你看得遠，要不然我們真要吃大虧了。”又問道：“綏遠那邊最後一批武器什麼時候能到？”

鄭衛國略想了一下，說：“還得三、四個月吧！主要是因為綏遠邊界大雪封山，很多物資都滯留在蒙古境內。”

程政委焦慮地說：“唔，四個月可不行。能不能讓他們快一點兒？”

鄭衛國面色頓時凝重起來。忙問道：“你們已經得到了準確訊息？具體時間是什麼時候？”

1941年4月12日，歷史強大的慣性再次將車輪推回原有軌道，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同全聯盟gc黨（布林什維克）總書記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員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