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的。他對當不當政治局委員興趣不大，而對鄧小平評價他的這句話倒很在意。他深有感觸地說：“他是知道我這個人的。”

真是個性情中人。

可我們年輕人不這樣看問題。我們和他理論。他說：

“政治局是什麼？是領袖！黨的領袖！毛澤東、總理、少奇同志、任弼時、彭老總，還有老帥們……我們這些人，只是做具體工作的。”

我反駁他，你說的都是什麼時候的事了？就你這脾氣，什麼事都較真，明擺著是怕你進去攪局嘛！

這回真把他給惹惱了，喊道：“不知恥！叫你進，你就進啊？自己有多大點本事，有多大點貢獻，還不知道嗎？位置再高，不幹事，還不是照樣挨老百姓罵！”

看著默默在吃飯的父親，我想：像父親這樣一個很透明、很率直、很孤傲的人，在黨內能做到這樣高的位置，實在是個奇蹟。這也許要歸功於殘酷的戰爭，歸功於創業的艱難，歸功於開國元勳們獨具的包容海量和雄才大略。實事求是地說，黨內最高領導層的人，是瞭解他，器重他，信任他的，但未必都喜歡他。

1989年，為慶祝建國40週年，國防科工委編輯了一本大部頭的紀念冊，文圖並茂，特邀父親為此撰文。父親發表了篇《回顧與寄語》。這時他已經退休，他要“寄語”什麼呢？他對代筆的同志講了四條：

既然是個叫花子，就要隨時準備好一條打狗棍；文章寫出來，這一條變成“居安思危”，好聽得多了。［小說網／／。。］

告訴他們，等著國家富了，再拿錢去買人家的武器，那是一條危險的絕路！文章寫成，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

他接著說，不要把我的“統一領導組織下的大力協作、聯合攻關”的提法，修改成橫向聯合，互利雙贏的商業語言。文章發表時改為，統一領導，統一組織管理，同心同德，大力協同。

最後轉告我的同志們，商品社會了，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變成商品賣了！文章發表時改為，發揚為民為國的無私奉獻精神。並把它作為第二條。

我說你講的不錯，但不像是寄語。他厲聲道：“我這是警告！”

他好像越來越不入流了。

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有了錢，吃飽了肚子，一切都能辦了，也好辦了。有些是必須付出的，是必須犧牲的，也許，這就是改革的代價。

若干年後，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和改革，應該是協調的，經濟第一固然不錯，但也要兼顧環境、兼顧國防、兼顧資源的保護和節省；兼顧淨化社會環境、兼顧公平與公正。為了搞錢，無視腐敗、丟掉信仰、擴大貧富矛盾、一切向錢看，這不是共產黨人應該搞的改革。

第十一章　最後一個“士”

中國歷史從東漢至今，在這漫長的兩千年的歷史程序中，有一種被稱作“士”的人。他們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或是在朝，或是下野，都心繫國家和民族，都重在追求精神的獨立，不被名利所累。或獨善其身，或兼濟天下，窮也好，達也好；出世或是入世；得志或不得志。總之，他們不但以不凡的業績彪炳史冊，更以難得的高風亮節為後人稱誦。

如岳飛說：“以身許國，何事不敢為？”

如諸葛亮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如李白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1　迴歸之路

我像你們這個年齡時還很糊塗呢！”

我說，不可能，你們在我們這個年齡已經很輝煌了。我們這一代人，也就是你們的影子，一輩子也只配當個瞎參謀、亂幹事什麼的。

他說：“衡量一個人，不是官職，而是看品格和才能。”

《論語》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春秋時衛國有兩個正直無私的大夫，史魚和遽伯玉。史魚以耿直敢言著稱，他屢次向衛靈公進言，舉賢罷佞，直到臨死前還叮囑兒子不要在正堂為他辦喪事，以此死諫。遽伯玉則不同，孔子說他是，當國家政治清明時，他克己奉公，努力做事；當國家政治昏聵時，他便藏志隱身而退。孔子說，這是君子。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至今流傳的“忠臣死諫”、“君子退隱”的故事。直諫乃至死諫，其忠可嘉，其誠可鑑。但孔子更推崇的是通權達變的君子之道�看重的是自身的仕途行止取決於對國家政治形勢的正確分析�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而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史魚和遽伯玉，烈士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