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回到家裡如果媽媽問起，我就如實的告訴她……’”

“我心神不寧的走進辦公室，一進來辦公室的另一個助理小田就不停的向我使眼色，她湊過來低聲的和我說‘今天老闆的臉色很差，好像很煩的樣子，從早上到現在已經過來好幾次詢問你來了沒有……’她一邊說著一邊用同情的眼光看著我，好像已經看見我被老闆罵的狗血淋頭的樣子。我們正說著的時候，電話打進來，是他打來的，他讓我去他辦公室一趟。我遲疑了一下，進而想到他應該不會在光天化日下在自己的工廠裡對我做出些什麼……可如果他要還是提起昨天那屁話，我該怎麼答對他呢？我不知道我是怎麼走進他辦公室的，他看見我時神情激動還有一些喜悅，滿臉歉疚的對我說‘小梅，我……我還以為你……你不會來上班了……對不起，我昨天喝多了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請你原諒……”

“你知道嗎，我無法離開這份工作，這裡給我的薪水讓我無法拒絕，離開這裡我很難再找到這樣報酬豐厚的工作，家裡的負擔那麼重，小中那個時候已經進了足校了，每月的開銷都很大。媽媽所在的國有企業那個時候要搞資產重組，弄得人心惶惶，不知道能不能保住飯碗……雖然我萬分不願意在這裡待下去，可那個時候我只能忍耐，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是盡頭。我刻意的迴避著他，如無特殊必要，我堅決避免與他單獨相處。怎麼說他也是我的老闆，我不能每次見到他時冷眼以對，但我會盡量保持著嚴肅莊重，不苟言笑的樣子。他也意識到了這些，每每與我擦肩而過時滿臉歉疚，舉棋不定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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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日子過了半個月，在這半個月裡，我爸爸全身浮腫還經常頭暈嘔吐，而且愈來愈嚴重，開始的時候他以為可能是自己吃了腐壞的東西，服一些消炎祛毒的藥就能好，堅持不肯去醫院。後來竟出現了短暫的昏厥，媽媽強拽著他去醫院檢查了一下，診斷出來，醫生說爸爸是腎衰竭晚期，需要換腎，如果不換的話至多隻有半年的生命。這種手術當時只有北京的解放軍總醫院能做，媽媽打聽了一下，手術費再加後期恢復的費用全部下來大概要15萬。15萬吶！我們這種家庭怎麼可能拿得出來。媽媽當時就癱軟了，終日以淚洗面。我也沒有一點辦法。”

“那些日子我每天坐在辦公室裡神情恍惚，長吁短嘆，時常還暗自啜泣。他發現了我的反常，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裡詢問我。不知為什麼，我對他講了事情的始末。他二話沒說，寫了一張20萬的支票給我，並問：‘20萬夠嗎？不夠的話我再拿給你……’看到面前薄薄得一張支票，我無言以對，雖然我明知他目的何在，可這籌碼實在太重了，重到我無法拒絕。20萬背後是一條生命——我爸爸的命。我該怎樣？……那一刻我的內心矛盾至極——拿了這筆錢，我就要永遠虧欠他的，永遠要承他這個人情，只能用他想得到的東西去還給他，可不拿呢，難道要我眼睜睜的看著父親死去……，我僵在那裡無法抉擇，瞬息之間我經歷了人生最長的一次掙扎。他站了起來把支票塞進了我手裡，說：‘拿著吧，別多想，我並不是要以錢作為條件向你要求什麼，我只是不願意看到你每天愁眉苦臉的樣子，如果你覺得心裡過意不去，那就當我借給你的好啦……”

陳杰的車子駛出陵園，駛上南山路，第五個燈口處，陳杰右轉駛入金洲區的中心地段，街道上，車輛漸密行人增多。陳杰放緩了車速，控制著方向盤小心翼翼的躲避著那些隨心所欲橫穿馬路的行人，不時的還要機警的應付一下幾個借道行駛的腳踏車和野蠻併線的大公共。

兩旁便道上薄薄的積雪被行人踐踏的紛繁凌亂，交通路口處地上的車轍犬牙交錯，幾個帶著四角帽穿著淺藍棉製服胳膊上綁著明黃袖標的老頭，誠惶誠恐煞有介事的吆喝著那些不守交通規則的路人，幾個愣頭青小夥子明顯對這些狐假虎威的類似偽軍的交通協管不太感冒，言辭間頗有冒犯，幾個老頭到也眾志成城一致對外。一時間喧囂的街路上，飄過幾聲爭執。

陳杰尋著前車碾壓出的軌跡緩慢前行。坐在副駕位置上的周梅繼續著她的故事。兩旁琳琅的店面裡響起的時髦動感音樂及道路上鼎沸嘈雜的汽車鳴笛聲，都不曾讓她中斷。

外界的噪音讓周梅的講述聽起來隱隱約約。不過周梅專注的表情讓陳杰不忍心打斷這個彷彿在傾洩著許久以來壓抑在心中的情感的女人。至於因此造成的那些斷斷續續的場景，陳杰只能憑藉著自己的想象合情合理的猜測著。

“我攥著那張支票，淚水的眼眶裡逡巡，錢原來是如此沉重，沉重的讓我窒息。爸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