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文化偏見。更何況所謂“五胡”，也並非從遙遠的異國他鄉突如其來殺進中國的。他們早就居住在中國境內，並與漢人混雜甚至混血。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已是華人（Chinese），奈何以“異類”視之？

然而漢民族畢竟代表著先進的文化，於是事情的結果竟是這樣：一方面，北方少數民族對漢人的歧視和壓迫忍無可忍；另方面，他們對漢文明和漢制度卻心悅誠服地敬佩和嚮往。因此，胡人進入中原地區稱王建國之後，並沒有打算實施“胡化”，而是反過來將自己“漢化”。

漢化早就開始了。

率先漢化的是匈奴。因為從東漢光武帝時代起，他們就開始持續南遷，並在黃河的河套地區沿長城一線紮下了營盤，充當著漢帝國的戍邊者和同盟軍。這一過程到西晉已歷時二百多年，匈奴哪裡可能還是胡人？劉淵聲稱他有權得到漢王朝的祖業，並非全無道理。

建立後趙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後秦的羌，漢化程度深淺不一，對漢文化的熱情卻不亞於匈奴，前秦皇帝苻堅甚至堪稱漢學家。他曾經不無自得地說：朕一月而三臨太學，周公和孔子的傳統總算不會在朕這裡中斷。

但，力度最大的還是鮮卑。

或者說，鮮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晉，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從長計議。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漢化徹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鮮卑語，把貴族們的鮮卑姓氏統統改為漢姓（比如拓跋改為元），還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樣娶漢族高官之女為妻，堪稱“全盤漢化”。

結果是隻用了短短三十年，這個民族就融入了漢族之中；而被南方漢族逐漸淡忘的某些文化傳統，則在北方少數民族匈奴、羯、氐、羌、鮮卑那裡薪盡火傳（以上所述均請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這就不能叫“五胡亂華”，而該叫“五胡入華”了。

事實上，正是由於這些少數民族的融入，一個以漢民族為多數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誕生，中華歷史上的“第二帝國”（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過，他們誰都不知道，當時歐洲也在發生民族大遷徙，大批日耳曼蠻族湧入羅馬帝國，羅馬文明面臨的命運和選擇幾乎跟中華一模一樣。

當然，這是後話。

誰的東晉 公元318年也許是劃時代的。前一年，西晉最後一個皇帝被殺。這一年，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為東晉元帝。下一年，匈奴“漢國”皇帝劉曜更改國號，是為前趙；羯族將領石勒稱王建國，是為後趙。

從此，東晉據有江南，前趙據有關中，後趙據有關東，南方和北方都換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當家。

胡族和士族，是書寫這段歷史的兩支筆。

南方成為士族的天下並不奇怪，因為東晉的第一個皇帝司馬睿並沒有多少政治資本。他能夠建立流亡政府並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擁戴和支援。更幸運的是，這些士族還有一個高明的政治家作為主持人。

他就是王導。

王匯出身名門望族，琅邪人（琅邪讀如郎牙，也寫作琅琊，在今山東省臨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馬睿是老朋友，東晉帝業其實出自他的深謀遠慮。王導很早就看出中國將亂，便勸司馬睿謀得安東將軍職位，渡江移鎮建鄴（晉愍帝時改名建康），為將來做準備。

事實證明王導很有遠見。九年後，西晉果然滅亡。北方士族沒了故鄉，南方士族沒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兩方面都舉足輕重的大族紛紛南下（史稱“衣冠南渡”），流亡的難民雲集建鄴（建康），建鄴成為另一個洛陽。

司馬睿的稱帝，似乎順理成章。

然而初來乍到的司馬睿卻沒什麼威望。北方士族對他沒有信心，南方士族對他心存疑慮，就連司馬睿自己也覺得寄人籬下，頗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導。

王導很清楚，中原必將淪陷，晉室不可復興，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與北方胡族劃江而治。如此，或許還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華夏文明的薪盡火傳。

這就需要有一個司馬家族的人來當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維持“華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後者，新政權才不至於是空中樓閣。

可惜這很難。北方士族視江東為“蠻夷之地”，視南人為“亡國之餘”（孫吳政權的殘渣餘孽）；南方士族則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們侵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