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美國的大城市，在紐約的“中國洗衣房”幾乎遍佈城市的各條街道，此時在美的華人裡開洗衣房或在“中國洗衣房”裡打工的中國人加起來佔所有華人移民的四分之一還多，正是洗衣房養育著在美國的華僑。

而在兩年前，當連雲港生產出第一批洗衣機和新式熨斗之後，在未投入市場之前，即透過致公堂向美國華僑提供了數千部洗衣機、烘乾機以及輕便的熨斗，在接下來的兩年中，自助式的洗衣機、烘乾機亦投入美國的中國洗衣房，萬名華僑因此受益。

可以說，對於華僑而言，他們更願意相信給他們帶來實惠的李子誠，所以當李子誠站在袁世凱的一邊時，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自然不會去相信被揭露的“獨裁”面目，更何況，在他看來，現在，中國似乎比過去更好了。

中國打敗了日本，國際地位似乎也提高了。這不正是革命的目的嗎？既然目的達到了，為什麼還要革命？相比於用靠著洗那一件件“六美分”的衣服，累斷腰才積攢下的錢去買那時不知何年才能兌現的“革命債券”，他們更願意購買中央政府發行的債券或者淮海銀行發行的實業債券，那些債券可是年年結息的，而且相比於“革命的破壞”，那些債券卻是用於國家的建設。

正在整個著電報、信件的宋慶齡能夠清楚的看到，此時背對著她的孫中山似乎正在思考著什麼，從去年開始協助大姐擔任孫中山的秘，再到去年九月在正式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之後，她一直勤奮地幫助孫中山工作，把所有件、處理函電、提供資料以及其它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承擔起來並完成得十分出色。

尤其是在孫中山流亡美國之後，長年在美國留學的宋慶齡瞭解美國人，同樣也瞭解這個美國，她一直儘自己的能力幫助這位中國的革命領袖，在共同的戰鬥生活中，她看到孫中山數十年如一日，為革命不畏艱險、不辭勞苦、不謀私利的高尚品德，不由得心中無限敬佩。在孫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和薰陶下，她對中國革命的許多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的認識有了較大提高，革命的信心和積極性也大大增強。她與孫中山在一起工作時，常常感到心中燃燒著一種火熱的激情。她曾寫信給在美國讀的妹妹宋美齡說：

“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做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

她還曾默默地自言自語說：

“我能幫助中國，我也能幫助孫先生，他需要我。”

孫中山在一再失敗的痛苦和流亡海外的孤寂生活中，也從宋慶齡的支援鼓舞和幫助照顧中得到了安慰。可以說，在這段艱難困苦的歲月裡，孫中山一直在宋慶齡那裡得到支援和鼓舞，尤其是面對現在的困境，更是如此。

將整理好的電報、信件給孫中山送去時，宋慶齡看著滿面盡是煩燥之色的孫先生，便關切的問道。

“孫先生，你在想什麼？”

眼睛餘光落在那篇演講稿，宋慶齡赫然看到三個字“李子誠”，沒錯了，就是他了，能讓孫先生如此煩惱的，也就只有這個雖人不在美國，卻在美國影響甚大的人物了。

在“張園案”後，一開始人們紛紛指責袁世凱居心叵測，當時在美國的革命黨人，包括孫先生在內，都曾在私下裡“慶祝”這“狗咬狗”式的內鬨之時，卻又為其命運惋惜不已。

即便是李子誠的敵人，也很難能指責他什麼。在絕大多數時候，他都佔據著道義的致高點，不過宋慶齡卻知道，對於革命黨而言，李子誠是“不遜於”袁世凱的鉅奸大賊。

在革命黨中下層也有人鼓吹刺殺這個“鉅奸大賊”，可在這個其被刺傷的訊息傳來後，除去極少數激進者叫好外，更多人卻沉默了下來，而孫先生也暗自憂心不已，最終，正如孫先生擔心的那樣，在指責袁世凱之後，由梁啟超起，人們又將矛頭對準了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以及孫先生。

他們口口聲聲的說著，孫先生才是真正的幕後指使者，刺殺李子誠的目的是為了在中國製造動亂，煽動內戰，從而謀求“一黨之利”，而且梁啟超的理由極為充分，他不僅歷數晚清時革命黨人的刺殺行動，而且還拿出革命黨在美國創辦雜誌、報紙“鼓吹暗殺”的文章，以及暗殺名單中李子誠赫然排名第一位作為佐證，甚至於，在那些雜誌、報紙，刺殺李子誠的原因非常簡單，一是其人“頑固反對革命”，二是其人“執掌重兵”，“李氏身死，中國即陷紛爭，如果革命即可乘亂功成”，這些話，在過去不過只是革命黨中激進人士的狂言，可是當刺案當真發生之後，狂言一經有心之人分析，即成為“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