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因為互市，他們不會從直接的商品交易中獲得什麼明顯的好處，但在這麼多年和漢人的交往中，卜石兔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有商就有錢，何況借他的道，對方自然會送給他一份大禮。

卜石兔派來的聯絡人是一個叫塔克利特的蒙古人，看著眼前的塔克利特，陳海平心中感慨又起。這個塔克利特明明是個純種的蒙古人，穿著打扮也是蒙古人的，但一舉一動卻怎麼看怎麼都有五分漢人百姓的模樣。

在現今所有的蒙古部落中，土默特部是最特殊的，尤其是以歸化城所在的豐州灘這一帶的蒙古部落為最。

在人文上，長城是一條界限，長城外是遊牧區，長城內是農耕區。實際上，長城不僅是人文的界限，也是自然的界限，是溼潤區和乾旱區的界限。

溼潤區就是農耕區，乾旱區就是遊牧區。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獵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這是天時地利對南北自然的分野。

不論是人文的，還是自然的，都不可能是永遠的，正如航海技術的大發展使人類突破了地域藩籬的限制，文明的演化也漸漸模糊了農耕區和遊牧區的界限。

正德以來，朝政日益敗壞。嘉靖皇帝崇通道教，深居宮苑，長期不過問朝政。內閣成員之間為爭權奪利而明爭暗鬥、互相攻訐，腐敗賄賂盛行於舉朝上下。

政治黑暗直接導致軍政混亂頹廢，各鎮將領吞扣軍餉，假冒軍功，私役兵士現象不勝列舉。更有甚者，在面臨蒙古騎兵侵寇時，有的邊地大將公行賄賂以圖僥倖；還有一些邊將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前程，欺上瞞下，殺良冒功。嘉靖三十六年，蒙古騎兵侵入雁門，宣大總督楊順恐失律當坐，遂令總兵殘殺避禍的百姓，最後竟然無事。

邊將的腐敗無能又引發了邊兵叛亂和逃亡。守邊兵士私相通交蒙古，竟至“虜代軍瞭望，軍代虜牧馬”的境地。當時邊垣工役的繁重任務都落到守垣兵士身上，再加上將帥剋扣軍餉、中飽私囊，守城兵士難以維持生計，被逼無奈，只好逃往關外尋求新的生存空間。嘉靖三年和嘉靖十二年，大同兵變，兵士斬殺將領逃出關外。逃出關外之後，這些兵士的生活出現分化。有的淪為板升蒙古貴族控制下的耕牧民，有的卻從事間諜和非法私貿易。

在此之前，就有大批漢民為生計所迫逃入關外，自願成為蒙古貴族的奴隸。

豐州灘的地理位置和條件極好，它北枕巍峨起伏的陰山山脈大青山，可通北部豐美的草原；南臨波濤滾滾的黃河水，與鄂爾多斯高原隔河相望；東依連綿起伏的蠻汗山，可謂京西鎖匙；西連河套，為西進甘寧之門戶；它坐落於黃河、大黑河沖積而成的平原上，土地肥沃，地形平坦，灌溉便利。

因為漢民的大量到來，漸漸形成了很多被稱為“板升”的定居城鎮，土默特部的生存形態遂由此開始逐漸向定居農耕轉化。

定居農耕的生活自然要比居無定所的遊牧好的多。因為板升的出現，在以後的搶掠時，蒙古鐵騎不僅搶物，也搶人，尤其是有各種技能的人。此外，俺答汗還積極採取收容政策，貼出召告，懸書穹廬外，曰：“舉人諸生幸臨者，我厚遇之，與富等。”

板升最初是由白蓮教頭目蕭芹、王得道、喬源、丘富等人在俺答控制的豐州灘地區開闢出來的農耕聚落，他們把豐州灘作為了對抗明帝國的根據地。

因為蕭芹等人的加入，蒙古鐵騎對關內的搶掠愈加慘烈，同時他們潛回關內，鼓動鄉人出關，有的甚至把整個村子的人都給弄出了關。

凡此種種，至嘉靖末年，板升地區散住的漢民以多達五萬餘人，其間白蓮教徒一萬餘人，蒙古二千餘人。

漢民多了，管理不易，俺答汗採取以漢人治漢人的辦法，大小板升地方的漢人以強雄者統領，然後他們統領這些漢人的強雄者。

在這些漢人的強雄者中，以呂鶴、趙全、李自馨、王廷輔、楊通等為最。歷史上，儘管這些人對關內百姓為禍甚烈，但客觀上，也是他們打下了第一塊蒙漢融和的基石。

隆慶四年底，以俺答汗的孫子把漢那吉降明事件為契機，明蒙之間結束了長達二百年的敵對戰爭狀態，達成封貢協議，明蒙邊疆得以休兵息戰，奠定了大同和豐州灘地區由軍事戰爭前沿轉向邊疆商貿匯聚中心的基礎。

經過五十餘年的和平，在豐州灘地區，胡漢雜處，已經不分彼此，漢人似胡，胡人似漢。

陳海平看這件事的角度自然與任何人都